最近閱讀了《經濟學人》評論英國政治形勢的文章Polit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 。文章認為,現時英國內閣對COVID-19 的抗疫工作表現得過度自信。約翰遜需要吸納反對黨組織聯合內閣來共同應對問題,仿效當年邱吉爾首相於二戰時期邀請工黨的艾德禮(Clement Attlee)加入其戰爭內閣。
過去英國被兩種政治現象主宰。其一是「革命式政治」(politics of revolution),旨在顛覆整個英國的政治狀態,如近期剛成功的硬脫歐;其二是「做政治秀」(politics as performance or spectacle)。無可否認,政治人物是要在社會大眾面前「表演」,如英國首相必須每星期前往國會回答問題,性質與行政長官及各級官員在立法會回答議員問題一樣。而「做秀」脫穎而出的,近年來便有文章引述的約翰遜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前者曾任記者,深諳公關技巧,懂得利用傳媒宣傳自己;後者更廣泛運用推特,只要關注他的帳號便能跟貼政府的施政決定。
數百年來,西方國家富庶繁榮,人們認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使國家強盛,民主制度逐漸被視為普世價值。香港目前的情况與英國十分相似,去年反修例風波體現所謂的「革命式政治」,發起和參與抗爭的人鼓吹「攬炒」,意欲玩一場「零和遊戲」推翻現行制度。回顧香港的民主發展,以立法會選舉為例,自1985 年起設立功能組別,舉行間接選舉。1991年舉行直接選舉,其中18 名議員由9 個地方選區一人一票直接投票產生。市民選出代議士是為了向政府表達意見和謀福利。然而,在立法會會議上,議員往往向官員提出挑釁性問題,有些問題更與議題無關,或者因為政治目的,不惜拉布,拖垮民生議案。
來自法律界的議員也政治掛帥
議員不履行自身職責,這些行為真是為了實踐民主嗎?不,這正是上述的另一種政治現象「做政治秀」而已。
《經濟學人》文章Polit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 提到「做政治秀」的政治現象,香港也愈演愈烈。自2008 年我當選立法會議員以來,便發現議會中不乏「政治表演藝術家」。當中佼佼者為有人稱「長毛」的梁國雄,以出位行為吸引市民眼球,後來黃毓民和陳偉業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譬如,時任特首曾蔭權提出生果金需要資產審查的政策時,黃毓民突然向他扔擲香蕉,於是翌日所有媒體的重點報道變成「掟蕉」,轉移了市民的焦點,沒人留意政府的政策了。
及後,這三位泛民舊同事多次「拉布」,終於一次在2012 年被時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剪布」,也因此鬧上法庭。2013 年上訴庭裁定立法會主席有權根據《議事規則》終止冗長辯論。後來,泛民可能認為「拉布」威力不足,於是出新招施壓,變得愈來愈激進,他們先後策劃違法佔中及多場大型遊行,甚至不惜訴諸暴力,挑起市民情緒,只求爭取選票。
其實泛民立法會議員中不乏專業人士,平日大家在走廊上遇到也以禮相待。但一旦在鏡頭前,他們便會激動起來,聲嘶力竭,甚至衝向主席台前大吼大叫,表現判若兩人。甚至是來自法律界的議員也政治掛帥,鮮有循法律理據就議題發表意見。政客成為demagogue,只懂得煽動社會大眾的情緒獲取掌聲,把道德倫理底線拋諸腦後,勢必引發政治危機。
事實上,不論是在英國還是香港,愈來愈多人不滿現時的政治趨勢。同時,也請各位思考,「民主」變為民粹,不能發揮正面作用,為市民謀求福利,這樣的民主不是走入死胡同嗎?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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