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ugene Stiglitz）近日接受台灣《遠見》專訪，對疫情下全球經濟走勢提出獨到的觀點，並呼籲重新擬定社會契約，推行更加進步的新資本主義。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史迪格里茲身處的紐約州疫情最慘烈，美國近半死亡病例都出現在這個州，截至4月29日的統計，美國有超過101萬人確診，逾58300人死亡，已淪為全球最大疫區。
史迪格里茲接受《遠見》越洋電話專訪時，一改平日冷靜的學者形象，急切地說：「紐約現在很糟！缺少口罩、呼吸器，不時傳出護士死亡！」他痛陳美國疫情失控的關鍵是國家機器失靈，而總統特朗普要負最大責任。
「新冠病毒帶來的重要一課，就是我們需要一個有能力的政府！」史迪格里茲批評特朗普一貫不相信科學，不發揮政府功能，還經常扭曲事實、混淆訊息。因此，在疫情爆發的緊急時刻，更加劇這些惡果帶來的負面影響，「真不敢相信，短短3年，一個人及其團隊，就讓美國衰弱至此！」
疫情對全球經濟衝擊，比金融海嘯大得多
不過，他認為，「特朗普現象」只是體制失序的其中一個結果，而過去40年，由市場派主導的經濟架構，已大規模顛覆市場、國家與社會三者之間的平衡，導致經濟成長趨緩、社會不公義。而這也使美國在面對疫情時更加脆弱。
「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將比12年前的金融海嘯來得更大！」史迪格里茲坦言這場瘟疫還看不到盡頭，而且病毒肆虐全球、超過185個國家，規模與衝擊勢必比2008年由美國引發的金融海嘯來得更廣而深，將對人類社會造成各種不可逆轉的影響。
他估計，如果疫情再拖延一、兩個月，全球經濟走勢將不會「V型反彈」，只會是緩慢的「U型復甦」。也就是說，即便疫情結束，全球也不會快速恢復原本的市場供需，因為供應鏈可能斷裂、供給無法到位。民眾與企業也可能因為前景不明，而吝於消費與投資，需求大打折扣。
再者，疫情造成全球經濟停頓，3個月來各國央行大撒鈔票來救市，光是美國就祭出2.2萬億美元（約合17.16萬億港元）的史上最大紓困措施。
對此，史迪格里茲認為，美國政府及早出手紓困是對的，但卻擔心新興市場一旦告急，全球各國都會受到拖累。另一個擔心是疫情將加劇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導致強者愈強、弱者愈弱。
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後，各國央行大撒金錢，實行量化寬鬆（QE）政策，然而多印的鈔票卻沒有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上。他指出，2009至2012年3年間，美國所增加的九成GDP，都落入財富最多的1％的人手裏，而這些人同時也是遊戲規則制定者。
史迪格里茲慨嘆，失控而缺乏規範的金融秩序、以及不斷增強的市場操縱力（market power）造成金融海嘯之後更加明顯的「1％民治、1％民有、1％民享」的極端現象。
這一次全球性的疫情過後、除下口罩，人類迎接的會不會是分配更不平均的明天？
自由市場迷思，加大貧富鴻溝
對此，史迪格里茲認為，「我們需要回歸經濟學的起點，重新省思當初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他表示，當時阿當斯密相信市場有「看不見的手」，認為市場機制會自動平衡所有的供需，這種「大市場」的論調也是近40年來經濟的主流思維。
因此，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社會發展到一個階段，自然會有財富「涓滴效應」（trickle down），令基層的民眾也能改善生活；然而，史迪格里茲卻認為在「自由市場」的迷思中，反而會是財富上流（trickle up）。
他指出，這是一種尋租（rent-seeking）現象：透過剝削勞工與弱勢，讓財富集中在富人身上。說起來，這也是一種財富重新分配，但卻是讓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並非創造財富，讓所有人共享繁榮。
他斷言，放任市場派的結果，是讓市場操縱力大到失控，最終也將威脅民主價值。
「2016年的總統大選的結果，就是一下警鐘！」史迪格里茲觀察到，貧富之間巨大的鴻溝導致右翼勢力崛起，間接導致特朗普當選；而特朗普上台，又加劇了社會分裂，呈現惡性循環。
史迪格里茲認為，國家的財富來自於科學與技術的發展，以及社會組織的健全與協力。
他推崇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論點，贊同政府必須要出面矯正失控的市場秩序，才能讓國家財富與經濟成果有效而公平地分配。
「我們需要重新訂定社會契約，推行更加進步的新資本主義！」史迪格里茲表示，在「進步的資本主義」（progressive capitalism）中，政府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他解釋，進步的資本主義雖然仍以自由經濟為運作核心，但政府首先必須適度規範市場；其次要提供基本公眾資源，例如教育、醫保；第三要建構有效的社會保障網；第四要補足自由市場機制下的缺口，例如幫助民眾取得助學貸款、企業融資等。如果上述四個功能沒有到位，除了讓社會公義更加傾斜，還會拖累全球經濟發展。
要戰勝病毒，各國不可能單打獨鬥
至於應對新冠病毒這個「看不見的敵人」，政府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補足醫保防護網。
史迪格里茲說：「美國人GDP的20％花在醫保，是法國人均醫保支出的兩倍，但我們的防疫結果卻比人家差！」他指出，特朗普因為過度仰賴市場機制，不認為該由政府承擔責任，所以刪減疾控研究預算，公共衛生體系的資源也受影響，才會出現這麼大的防疫缺口。
「病毒提醒我們國界的重要，而最大的、最重要的政治單位仍然是國家！」他強調，要控制疫情，必須封鎖邊界、統籌與分配資源，而這正是政府才能做到的。各國政要應重新思考政府角色，重新獲得民眾的信任。
有人擔心此時政府權力過度擴張，可能戕害人權與民主。因此，他認為，必須有健全的非營利機構、人權機制與各種社會組織，才能對政府有更多監督，也能改善公私協作的空間。
那麼，疫情會逆轉全球化趨勢、助長民粹主義嗎？
「想戰勝未知的病毒，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單打獨鬥！」史迪格里茲表示，全球化帶來許多惡果，例如加深對弱勢國家的剝削，但不代表要「去全球化」，反而需要更好版本的全球化，因為世界已成一體，而且全球性危機的頻率愈來愈頻繁。例如，氣候變遷就是一個很逼切的全球挑戰，需要更緊密的國際合作。
「人們應該從全球性的災難中學到教訓！」史迪格里茲期待透過重新擬定社會契約，在更進步的資本主義之中，重建一個個勇於承擔、法治自省的高效能政府。而這正是疫情過後，人們最需要的重建力量。
【史迪格里茲小檔案】
出生：1943年（77歲）
現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智庫羅斯福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等
經歷：美國柯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等
學歷：麻省理工學院博士
成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2001年）
著作：《史迪格里茲改革宣言》、《不公平的代價》、《失控的未來》、《世界的另一種可能》、《狂飆的十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