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遇中國
「那時候去中國的遊客很少，是周恩來接見我們，毛澤東還和我們每個人都握了手。我太激動了。」
1954年，24歲的畢仰高參加學校組織的中法友誼協會的代表團，第一次到訪中國。這場訪問相當愉快，一行人得到熱情安排，參觀了河北省的農村合作社。在那裏，畢仰高目睹了中國農村建設和農業生產情況，進一步鞏固了之前對中國的美好想像。「那時候去中國的遊客很少，是周恩來接見我們，毛澤東還和我們每個人都握了手。我太激動了。」結束中國之行後，畢仰高寫文盛讚中國，他毫不掩飾地稱讚毛澤東是個完美的、理想的、偉大的領袖，他所領導的中國社會主義是最美好的社會體系。
畢仰高關於中國的想像之圖從大學開始繪製。1952年，他考入聞名於世的巴黎高等師範學院主修歷史，次年開始學習中文，成為巴黎高師唯一一個學習中文的學生。時任巴黎大學教授的經濟學家弗朗索瓦·佩魯（Francois Perroux）常常開設有關「第三世界」的講座，畢仰高成為了常客。他對歐洲之外的世界充滿了興趣。「這正是我感興趣的問題，它遠遠超過了我所在的社會。」
當時的法國社會正刮着一股強勁的「共產主義信仰」風潮，經歷了基督教信仰危機和二戰，法國人急於尋找一條新的道路。他們首先望向了蘇聯，卻看到了斯大林獨裁、掌握權力、壓迫民眾，然而這些事情似乎沒有在毛澤東的身上發現。中國是神秘的。對斯大林失望的知識分子們看到了毛澤東領導社會底層農民改天換地，打倒腐敗無能的國民政府，領導農民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對美國帝國主義採取針鋒相對的抗爭。整個知識界、新聞媒體、社會輿論都把中國政府視為榜樣，認為中國民主、自由、十全十美。甚至當時的法國總統德斯坦（d’Estaing）都稱「毛澤東是世界的一座燈塔」。
在巴黎高師，學子們還組織了共產主義學生聯盟。畢仰高雖喜愛閱讀馬克思的著作，同情左翼和社會主義運動，有強烈的反體制傾向，但他並未加入共產主義學生聯盟，卻逆着潮流加入了一個「保衛知識分子自由委員會」，主張要保持知識分子的冷靜客觀立場。「逆着潮流」的特性，貫穿了他的一生。逐漸地，畢仰高確定了他的研究方向：研究一個人口過剩的、欠發達的大國。滿足這些條件的唯有中國與印度。而1950年代的中國剛剛經歷了一場革命，對於左派而言，研究革命令人清醒且極具吸引力。不出意外，畢仰高選擇了中國。
神話的反轉
「毛把我嚇壞了。」
1957年，從巴黎高師畢業並服兵役後，畢仰高一度在中學任教，在此期間，他重拾巴黎東方語言學院漢語學業，「中國中心」資料室裏常常能見到他的身影。四年後，畢仰高進入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六系攻讀博士學位，並前往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現費正清中心）進修。畢仰高在這個「研究工廠」中如魚得水，1967年，在完成博士論文《西安事變》期間，他出版了第一本專著《中國革命的起源》，想為中國革命尋找歷史根源。該書出版後引起國際學術界轟動，也為他帶來了很高的學術聲譽。短短兩年後，畢仰高即升任六系研究主任。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成為了他思想的轉捩點。「文化大革命令我震驚，我幾乎立刻認識到紅衛兵顯然是被操縱的。毛把我嚇壞了。」到了1971年9月，林彪出逃事件讓畢更生懷疑，毛澤東的中國並不如想像中的這般美好。
但此時的法國媒體正在長篇累牘地宣傳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畢仰高嗅到了危險，這些大量湧現的宣傳物缺乏必要的真實史料支撐，帶着無知的天真甚至荒誕，以及很容易就被推翻的低級錯誤。他逆着潮流在法國知識屆發起簽署一份新知識宣言，在當時西方知識分子奉爲必讀的《紐約書評》發表。宣言反對神格化毛澤東，批評對不聽話者的揭發和咒罵。雖然中國議題成爲法國媒體熱捧的香餑餑，但卻在學界失語，法國的中國學依然是一門邊緣化的弱小學科。畢仰高尖銳地指出，對中國學認知過少將在法國產生惡性循環，法國人終將成爲受害者。
「瓶子裏的旅行」和「法國四人幫」
「你都很難相信，那時的法國報紙上發表文章駡法國總統可以，罵毛澤東絕對不行！」
林彪事件2年後 ，畢仰高借機再到中國一探究竟。時隔20年，中國的社會風氣已與1950年代完全不同。這次的經歷大大出乎畢仰高的意料，官方處處設限，沒收其相機底片，搜查隨身行李，所有與其接觸的人員都經過特意安排，「我走在北京的街上問路，中國人都不敢跟我這個洋人說話」。畢仰高稱這次訪問是「瓶子裏的旅行」，令他產生了巨大的懷疑和反思。
回到法國，畢仰高隨即撰寫了文章，提出對文化大革命的批評。然而他的文章受到了《世界報》（Le Monde）、《新觀察家》（Nouvel Observateur）、《今日政治》（Politique aujourd’hui）、《文學半月刊》（Quinzaine itteraire）等重要刊物的抵制。此時，法國學界歷經「六八學運」，可謂壁壘分明，對文革的評價被當作劃分敵我的一項指標。畢仰高的同學同儕，幾乎全不能理解同是出自左派陣營的畢仰高竟然批評毛澤東， 反對文化大革命。他又一次選擇了「逆着潮流」。
畢仰高毋寧是孤單的。他戲稱，文化大革命令他在自己的國家被放逐了。「你都很難相信，那時的法國報紙上發表文章駡法國總統可以，罵毛澤東絕對不行！」當時與畢仰高思想相近的，還有奧伯特（Claude Aubert）、高達樂（Claude Cadart）、杜明（Jean-Luc Domenach），剛好湊成四位，被稱為法國的「四人幫」。「四人幫」在1976年合著出版了《冷眼看中國》，顧名便可知其意。此後「瓶子裏的旅行」與「冷眼看中國」這兩個詞成為法國思想界對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立場觀點發生鮮明變化的代表性表述。
法國思想界對毛從「熱捧」到「冷眼」的真正反轉要等到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垮台之後。其時關於文革暴力和殘酷的報道大量出現，理想主義者的幻象逐一破滅。畢仰高也更確信毛澤東為了追求在世界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領袖地位，早在1957年發表《論十大關係》後不久，便已經從一個真正的革命家蛻變為難以捉摸的專制獨裁者：「毛完全不恤下情，堅持其不斷革命的主張，為中國帶來更大的動亂和全國均貧；尤其是關閉大學，要學生上山下鄉，簡直是反智主義。」
毛澤東去世不過幾年，法國的輿論成為了一片批評中國和毛的陣地，這一時期法國思想界的大逆轉，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然而，畢仰高仍與潮流保持距離，不贊同那些矯枉過正的負面評價：「說什麼毛從小就道德敗壞、利慾薰心，而很多共產黨建國中真實的艱苦奮鬥和犧牲都不提一句，這樣極端的觀點我從來不同意。」
人民與領袖
「革命這事，若有可能，頂好還是不革。」
毛澤東逝世後，鄧小平開始逐步告別毛澤東革命。畢仰高終於得到了前往中國做歷史研究的真正機會。他素來同情中國農民，「我想研究最貧苦，最受壓制的人群」，便想從農民着手。
幸運的是，他在南京的調訪中發現了金礦──那是中國大陸學者費時從各種文獻中搜集整理的大量零碎材料，五卷書中包含了1900到1949年、全中國3500多起農民自發性反抗活動的資料。畢仰高如獲至寶。這些案例證實了他最初的直覺：農民革命不是農民自發的，他們並沒有階級意識與參加革命的意圖。若不是被動員和組織，農民革命不可能指向封建地主階級。而對毛澤東而言，農民只是替代品，替代無意也無力幫助他奪取政權的工人階級。
經過20幾年的研究，畢仰高發表了大量文章，在2001年集結成《沒有政黨的農民：二十世紀中國的草根運動》 （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 Grass-Roots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一書。回望年輕時曾相信毛是中國農民的救星而產生狂熱崇拜，他總是悔恨，想設法彌補。中國改革開放不久他就發現，雖然鄧小平告別了毛澤東革命，但仍然迴避批判歷史，以致法國讀者仍對毛澤東帶着崇拜，文化界對毛和中國革命的理解也十分偏頗。他選擇了持續寫作，作為自己彌補和對抗的方式。
在法國高師讀書時，年鑒學派風頭正盛，畢仰高的師長幾乎全是這個學派中的大宗師，如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roy Ladurie）等。年鑒學派強調長時段，認為研究政治人物和事件是浪費生命，但畢仰高不跟潮流，強調還是不可忽視政治人物對歷史的推動和形塑作用。他的最新研究從比較毛澤東和斯大林入手，後者是法國人耳熟能詳的「暴君」，前者仍然迷霧重重。他不止討論兩位傳主本身，還花大篇幅比較兩人的歷史、社會和思想背景，以及兩人革命和統治的方方面面。已是耄耋之年的畢仰高仍然選擇了一種工作量極大的研究方式，以卷帙浩繁的文件資料，研究涵蓋這兩大農業帝國近一二百年的歷史。2014年，這部承載了他60年研究成果的 La récidive: révolution russe, révolution chinoise在法國出版。書的最後，他引用歷史學家黎澍的話：「革命這事，若有可能，頂好還是不革。」
2018年，英文版Stalin and Mao: A Comparison of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Revolutions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被譽為反映了「一位偉大的歷史學者」（傅高義）「畢生研究與思考的書」（史蒂芬. A. 史密斯），「鮮明地點出斯大林主義與毛澤東主義之間深刻的卻又往往被遺忘的關聯」（周錫瑞）。出版社更延請資深譯者夏沛然將其譯成中文，中央研究院陳永發教授作長篇導讀。
2020年，《歷史的覆轍：中俄革命比較》問世。
這一年，畢仰高90歲。
新書介紹
書名：《歷史的覆轍：中俄革命比較》
作者：畢仰高（Lucien Bianco）
譯者：夏沛然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