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提到新加坡與台灣一直沒有停課。3月末，新加坡宣布4月1日開始，逢周三實行在家學習（home-based learning）。不旋踵，新措施才實行了一個星期，新加坡從4月8日開始，實行全面停課，暫定一個月。這是全國停工的延伸。政府借出4000部電腦；同時，假如家長必須工作，仍然可以送孩子到學校上課。
新加坡有一個明智而謹慎的政府，這個決定，說明還遠遠不能認為疫情已經過去甚至減弱。現在這個時候才決定停課，說明疫情的第二波，也許更加凌厲。而直到近日，香港的疫情也暫時不允許樂觀。那就是說，「停課不停學」，還不可能有一個終止的時間表。
前數周提到在家學習，是一個釋放學生，嘗試讓他們增加學習自主性的好機會。也可以有機會學一些正規課程沒有的東西，或者是平常沒有機會的學習經歷。其代價，是正規課程的進度也許因此拖慢。但更大的代價，是學生沒有了肢體的運動，沒有動手的實驗，沒有集體的活動，沒有校外的體驗機會，也沒有了同伴的密切交往。很多教師現在才覺得，按進度教好書，其實只是學校生活一個部分而已，其他的那些活動，平時無時無刻在發生，也不會去特別注意，現在才覺得其實很寶貴。
長期宅家 不利學生
國外教育界，在熱烈討論The Lancet最近的一篇文章（3月26日）。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的研究員，認為封校（school closure）會為兒童帶來和擴大他們之間的社會、經濟、健康各方面的不均。作者的提議，是盡快復課，減少每班人數，保持學生之間的距離，保持學校的衞生狀況。查閱一下，兩位作者其實沒有對兒童作過什麼研究，而且一開始就假設兒童不屬於高危。這種假設，恐怕過不了家長的關。對於家長來說，他們需要的是零風險。
該文章所引用的另一篇文章（Lancet 3月3日），作者是同濟大學幾位有關兒童研究附屬機構的研究人員，則更撼動人心。他們認為，長期困在家裏，會導致對兒童身心的負面影響。他們引用有關研究，平常長假期，兒童不上學，會出現運動減少、長時間面對熒屏、不規則睡眠、不良飲食、體重增加，心肺有所減弱等。同時，兒童會有恐懼、失落、沉悶、資訊不足、缺乏同伴、個人空間狹窄、家庭經濟下滑等不健康的心理影響。
這篇文章提出的關注，很實在。在文章的後半部，建議中國和後來的國家，要切實注意在長期停學期間，想盡辦法，減輕對兒童的負面影響。包括對教師、家長、心理師、社工，通過種種媒體，要有針對性的指引。意思是，需要全民動手。
香港的學生，已經關在家裏兩個多月了。世界上許多疫情後至的地方，是最近甚至現在才開始停課。疫情還會持續多久，全球有很多猜測，誰也說不準。英國朋友說，政府要他們準備18個月的長期抗疫。這就聯繫到梁卓偉教授在《紐約時報》（4月6日）的文章。還是美國的一位教育家傳過來的，認為是少見的一流文章。題目就是Lockdown can’t last forever. Here’s how to lift It。文章開宗明義就說，封閉、隔離、限聚，旨在防止或者減慢疫情的擴散，但是會帶來嚴重的經濟和個人損害。例如「停課」，都一定是權衡了種種利弊以後的決定。但是政府的決策，往往沒有明確的準則，其利弊的計算也是模糊的（大意）。
疫情難測 長期波動
他詳細解釋了推導疫症傳播速度與幅度的科學分析，說明在有效疫苗面世以前，疫情還會有一波一波的起伏，因此對於封閉（lockdown）（城市、場所、學校……）措施，政府也許需要不斷的「放」與「收」，直至全民有了免疫力（大意）。
這是很大的啟示。疫情還會延續，這一點似乎懷疑的人愈來愈少。於是，是否要考慮比較有彈性的長期方案？
第一、「停課」。長期把學生關在家裏，不是辦法。可否有彈性的停課？新加坡原來打算每周「在家」一天，筆者上周就認為是「可攻可守」。我們有沒有可能實行彈性「回校」一天？
彈性，可以有許多可能性。每天，輪流有一個年級回校。每天，輪流每個年級有一班回校。每天，輪流每班有5至6個學生回校。回到學校，1至2小時甚至半天，與教師見面，不一定上課。座位適當隔離，戴口罩。可以一半時間面對面，一半作健身或其他活動。低班的可以領取書本、作業；高班的可以做實驗。
彈性，也可以不遍及全校，例如照顧有困難的家庭，又或者家長可決定自願參加，等等。香港的學校，有「校本」的傳統，很有智慧，很快會各出其謀。當然，難免要有政府的允許。在香港，最忌是「一刀切」──「全面停課」或者「全面復課」── 看來都不可能是應付長期疫情的持久方針。
能收能放 彈性持久
要從學生的角度設想：就算是每個學生每周有一次能夠回校，舒展筋骨、見見同學老師、接觸新鮮空氣……都是非常重要的。
要解決的是交通問題。每所學校會不一樣。學生來自本區的，容易解決。學生平常乘校車的，可否恢復校車服務，40%至50%載人；開得頻繁一點，既可以運送學生，司機又可以增加收入（政府50%支薪之外），相信司機和公司會有很多辦法。但是還要解決教師的交通問題、傳染風險等。每一項措施，都一定有利弊的權衡問題，但這是疫情對我們的考驗。
第二、統一措施。雖說香港不流行「一刀切」，但是在有些方面，有限度的統一措施，可以減輕學校的負擔。在上海，每一科、每一課，都有政府統一的20分鐘視頻，全市可以同步收看或者點看；香港不會這樣做。但是，是否可以推出對學生有益的例如簡便健身操、疫情科普（可以分幾個年段）、基本的心情紓緩輔導，都是針對香港的現狀，也可以排除一些亂七八糟的新聞與資訊。類似的內容，也可以面對教師、社工、家長，甚至校董。就不必要每一位教師自己去收集、製作，但又並非強迫教師採用。
還有，許多學生在家，照顧他們的，還有菲律賓與印尼的家務姐姐，也是否可以有類似的內容，以Philipino 和 Bahasha Indonesia 播放。她們也是學生學習生態的一部分。
這些，需要政府的統籌，當然不一定由政府一手包辦。
第三、DSE。周前，從事青年工作的劉鳴煒先生，在《信報》上發表的文章〈為疫情下的文憑試做兩手準備〉，就提出DSE被逼取消的可能性。關鍵是大學如何收生。既然英國可以取消GCSE、IGCSE考試，IB可以取消最後考試，香港的大學也會面對這些學生，如何收生？IB，有很強的平時表現的傳統。英國的大學，很早（預科第一年）就有「暫取」的習慣，對他們的影響不大。再說，芝加哥大學帶頭，陸續有美國大學收生不看考試成績，他們是怎樣運作的？他們能做，我們可以嗎？
當然，他們有較長的傳統或者醞釀過程。香港的大學有點措手不及。但是若眼光放遠放大一點，是否遲早要減弱對考試成績的依賴？遲早要面對類似「成績最公平」、「學生失去最後一擊的機會」之類的挑戰？雖然倉卒一點，是否疫情給了我們一個難得的窗口？《教育2.1》（2016）倡議提出的四點當務之急，第一項就是改革大學收生。是否起碼可以大幅度增加收生的彈性？
彈性，才可以持久。以上希望不算是無意義的狂想！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