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月底，香港社會的關注點從反修例運動轉移至武漢肺炎。其間，一些反修例運動的相關行動仍然在進行，最近的有3月31日晚太子站外的悼念，跟疫情相關的一些抗議行動亦帶有反修例運動的影子，但無可否認，社會運動在這一段時間是「被迫」暫緩下來。那一邊廂，特區政府在疫情初期的處理手法和能力也惹來多方批評和不滿，後來疫情曾經在一段時間看似穩定了一點，但到最近個多星期，隨着疫情在全球多個國家爆發，香港的確診數字亦比之前大幅上升。
疫情在香港出現了兩個月，到底民意有什麼樣的轉變？市民對特區政府和警察的信任度比之前運動高峰時有沒有回升？市民又怎樣評估抗爭運動在疫情後捲土重來的可能性？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剛在3月19日至27日進行了新一輪民意調查，共訪問了847名15歲或以上的香港市民，一方面詢問一些關於疫情的意見，之前已由《南華早報》報道，另外，調查亦包括對政府和警察的信任度以及一些關於反修例運動的題目，可以回應以上的問題。
對政府信任度稍升 半年來始終在低水平
上圖先總結了關於信任度的結果。在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方面，問卷要求被訪者在0至10分當中評分（0分最低），結果41.4%給予0分，這個0分比例比較去年10月中進行的民調下降了8個百分點左右，跟去年9月民調中的0分比例則差不多。不過，若跟去年9月的民調結果再仔細相比，給予0至4分的比例下降了5個百分點左右，給予6至10分的比例則上升了約3個百分點。整體上，市民在3月下旬調查期間對政府的信任度，回到稍稍高於去年9月的水平。
要指出的是，這結果不代表市民對政府看法正面，無論是去年9月抑或今年3月下旬，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始終在一個很低的水平，政府可能以為自己在抗疫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但對市民而言，就算抗疫成功，功勞也不一定在政府。調查詢問被訪者，如果疫情沒有在香港大規模爆發，那是否政府處理得宜的成果，結果只有24%的市民同意，高達55.7%的市民不同意。相比之下，有71.9%市民同意，如果疫情沒有在香港大規模爆發，那是「市民民間自救」的成果，不同意的只有10%。在大部分市民眼中，政府的防疫工作並不妥善，若疫情受控，也只是市民自己的功勞。
對警正面評價回升不少 仍有45.6%給0分
至於對警察的信任度，給予0分的比例達45.6%，比去年10月調查下降了6個百分點左右，比9月調查也低2.7個百分點，不過數字仍高於去年8月調查的相應比例。但另一方面，給予6至10分的市民合共30.9%，這個百分比高於10月、9月和8月的調查結果，只是比6月中的調查低一些。亦即是說，對警方評價極為負面的市民比例仍然高企，但對警方傾向正面評價的市民比例的確回升了不少。
這轉變其實不難理解，在疫情之下，警方雖然在處理個別示威活動時有濫捕之嫌，但隨着示威活動得到的關注較之前少，警方行動引發的爭議和批評亦相比之前少。同時，警方在處理疫情方面的角色不算明確，防疫工作做得好或不好，也跟警方關係不太大。對民望本來很低的人或組織而言，也許「沒有新聞就是好新聞」。但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縱使警察在過去兩個月沒有成為批評的焦點，但仍然有高達45.6%的市民給予警察0分，說明對警方極度不滿的民意，有部分是頗根深柢固的，如果政府和警察以為疫情會讓市民忘記運動中警察的各種問題，那是不切實際的。
五成支持「疫後」以大規模群眾運動爭訴求
市民對政府和警察的態度仍然傾向負面，那會否在往後的時間重新轉化為行動？在疫情發生之前，社會上正進行有關「黃色經濟圈」的討論，在疫情期間，市民如果有意欲，其實仍然可以進行政治消費。調查發現，42.6%被訪者經常或有時刻意因為一些商店的政治立場而光顧它們﹙其餘回答很少、沒有，或拒絕作答﹚，43.8%被訪者經常或有時刻意因為一些商店的政治立場而不光顧它們。以政治立場劃分，62%的民主派支持者及83%的本土派支持者有「幫襯黃店」，63%的民主派支持者及83%的本土派支持者有「罷買藍店」，這些都是頗高的比例。
至於其他反修例運動的行動又怎樣呢？問卷詢問被訪者是否支持「反修例運動在疫情期間以各種方式繼續延續下去」，結果36.6%表示支持或非常支持，21.6%表示一般，36.9%表示不支持或非常不支持。支持和不支持的比例基本上一樣，這大概部分是因為疫情期間，不少市民會認為安全和健康仍是最重要的，社會運動可以或甚至應該暫緩。但問到「當疫情消退後」，會否支持「以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去爭取訴求」，則49.1%表示支持或非常支持，17.2%表示一般，29.6%表示不支持或非常不支持，值得留意的是，五成這個比例，大概就是之前調查發現有參與過至少一項反修例運動的行動的比例。
對警察的信任度和對行動的支持度固然是高度相關的，在給予警方0分的市民當中，有84.8%支持在疫情後以大規模群眾運動爭取訴求，在給予警方1至4分的市民當中，有50.8%支持在疫情後以大規模群眾運動爭取訴求。
一旦運動重臨 仍可能愈滾愈大
總括而言，在疫情期間，民眾和媒體的焦點轉移，民意對政府和警察的反感，比起運動高峰期有所回落，可以說是必然的事，在這個背景考慮之下，我們反而可以說，民意對政府和警察的反感的下降程度，並不如想像中大。在政府對反修例運動的訴求仍未有充分回應的情况下，民意對社會運動的基本支持仍然頗為紮實，而一旦運動重臨，視乎政府的應對，運動仍有可能像去年一樣愈滾愈大。固然，到了4月初，疫情仍然沒有減退，有可能還會延續一段頗長的時間，大型行動仍會在一段時間內被「擱置」，疫情如何影響民意，尤其是如何影響市民如何看待抗爭運動，仍需要持續觀察。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哲學碩士，史丹福大學哲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