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真光:疫災去復來 杏林保初心

我和家父商量轉念社會學,從而可以幫到更多人,他說:「何不考慮當醫生?」筆者從此邁上杏林之路,回顧自己40多年的醫者生涯,不但對家父的殷切提點深懷感激,亦從不後悔大學中途轉科,以便在醫療崗位上竭盡綿力。

2003年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下文簡稱「沙士」)肆虐,對香港造成沉重打擊,短短幾個月,全港1700多名市民染上沙士肺炎,奪去299人的寶貴生命。當年一役,更有360位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受感染,計180多名護士、130多名職工和20多名醫生,當中6名醫護人員不治,令整個醫學界深感惋惜;列位無私奉獻,壯烈犧牲之舉,足堪載入香港醫學史冊,令人景仰。

個人心路歷程

筆者小時候沒有醫生可做榜樣,在成長過程中也從沒考慮過要當醫生。中五會考成績不錯,尤其是數學,於是決定在預科和大學主修數學。但美國大學規定本科生必須接受通才教育,所以我除了念理科外,還涉獵文科,包括文史哲、經濟、社會學等。對我這個「書蟲」來說,這種教育無疑是人生的轉捩點,讓我上下求索,縱橫古今,眼界大開!

到了大學二年級,雖然我的理科成績不俗,但有感於主科數學太抽象,缺乏人氣,於是和我家父商量轉念社會學,從而可以幫到更多人,家父說:「何不考慮當醫生?」筆者從此邁上杏林之路,回顧自己40多年的醫者生涯,不但對家父的殷切提點深懷感激,亦從不後悔大學中途轉科,以便在醫療崗位上竭盡綿力。

多年來,常有很多朋友對我說,行醫如何艱辛;事不離實,醫生專業培訓過程漫長,加上工作繁重,要面對的挑戰和壓力更是紛至沓來,可幸的是,畢竟勞而有功,況且一旦決意行醫,就要勇於承擔,敬業樂業。

自問辛勞以外,從沒想到行醫竟然會有死亡的風險,直至面對沙士迅速蔓延,我才初次感受到原來身為醫護人員,個人所面對的風險可以如何嚴峻。不過,在那風雨如晦的沙士疫戰中,我和絕大部分前線醫護人員,都一樣知難不退,反而愈戰愈勇。

那麼這種義無反顧的專業態度,究竟從何而來?其實醫科培訓包括醫學倫理,醫學院學生無不熟讀希波克拉提斯宣言(the Hippocratic Oath),這種濟世為懷的思想早已根深柢固。在香港讀醫,入學第一天便要把這段宣言嚴肅地念一遍;在芝加哥大學醫學院,全體醫科畢業生在畢業禮上,也要站在莊嚴肅穆的大教堂內,齊聲朗讀這一段,字字洋溢一片勇於承擔、風骨錚錚的氣度,以下一句更足以描寫醫護人員在疫情中的承諾:

I will remember that I remain a member of society, with special obligations to all my fellow human beings, those sound of mind and body as well as the infirm.

換言之,身為社會一分子,醫護人員不單對病人須承擔責任,對整體社會亦須履行使命。所以當疫症在社區蔓延,我們不但要面對和照顧病人,還須體現出醫者的勇氣和決心,帶領市民大眾齊心應戰。醫護人員肩負特殊使命,既是抗疫的先鋒,也是市民的後盾,實在責無旁貸。

筆者特別記得沙士初期,當全港市民面對不明肺炎而惶恐終日,有朋友來信問候我,我以短訊回覆,這場疫仗正是醫護人員為市民服務的良機,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危難當前,所有醫護人員都應對謹記:能夠憑藉自身專業技能和專業精神回饋社會,捨我其誰!

人同此心之理

當然,醫護人員也是人,人也總有脆弱的一面。當沙士在當年3月爆發時,我們對此病症根本一無所知,只知不明來歷的疫症已在廣東省內散播了一段日子。3月12日威爾斯親王醫院有23名員工集體感染,3日後受感染者已多達47人,及至找到京華酒店的源頭時,感染人數已過百。這個不明病症的傳播力如此驚人,我們怎不害怕?

當時,作為公立醫院前線醫護一分子,筆者帶着戰戰兢兢的心情,恰似電影《異形》(Alien)裏面的角色備受出沒無常的怪物威脅,唯有步步為營,沉着應戰。

同事之間自然反應不一,有些像我一樣義無反顧,一往無前。我自願當成人深切治療部(ICU)的不潔淨團隊(dirty team)成員,後來有見瑪嘉烈醫院的ICU同事一一倒下來,我也自動提出到場工作兩星期。像我這樣「敢死」的同事可幸也不少。

我在帶領瑪麗醫院沙士ICU團隊期間,與我並肩作戰的同事來自不同的背景,有麻醉科、外科、內科和耳鼻喉科的醫生,也有非常有愛心的護士,自願從葛量洪醫院轉到沙士前線來工作,一下子我們人強馬壯,信心大增。但在無形的恐懼中,我亦看到人性的軟弱:有同事拋下工作放大假去了,也有同事推卸責任,選擇逃避。

值得安慰的是香港沒有上演像台灣醫生逃亡的鬧劇,前線醫護以有心人居多,人人堅守崗位、迎難而上,彼此扶持,互相保護,這是當年香港人的福氣,也是香港人的驕傲。

筆者特別記得沙士初期,當全港市民面對不明肺炎而惶恐終日,有朋友來信問候我,我以短訊回覆,這場疫仗正是醫護人員為市民服務的良機。(亞新社)
筆者特別記得沙士初期,當全港市民面對不明肺炎而惶恐終日,有朋友來信問候我,我以短訊回覆,這場疫仗正是醫護人員為市民服務的良機。(亞新社)

反過來說,當全城都因疫症而生活在恐慌之中,醫護人員作為社會的中堅分子,我們若能表現定力和承擔,就可讓廣大市民有所依靠。我們若擅離職守,社會難免更加動盪。

緊守崗位的反義是撒手不管。在醫學倫理上有一個「不離不棄」的原則(non-abandonment),亦即作為醫護人員,我們絕不應離棄我們的病人。

當然,病人有權選擇醫生,他們「離棄」醫生,這是他們的選擇。但是無論如何,醫生決不如此。

比方說,一個末期癌症的病人,在床上奄奄一息之際,醫生本已和病人家屬達成共識,讓病人在不施行心肺復甦的情況下離世。若是一個很忙的前線醫生,可能會把床簾拉起來便趕去照顧其他病人,把這個垂死病人拋諸腦後,又或者會不離不棄,不時看望這個病人,是否需要進一步的藥物扶助。

另一例子是遇到「非我族類」(不是跟自己一條心)的病人,醫護人員難道就可以憑空假設「其心必異」(包括種族甚至政見不同)而疏於照顧?

既然醫生和病人之間有默許的盟約,醫生就不可隨意毀約,就算面對任何外來的因素或者壓力,醫護人員亦須堅守崗位,全力謀求病人的福祉。

醫護人員肩負特殊使命,既是抗疫的先鋒,也是市民的後盾,實在責無旁貸。照片為謝婉雯醫生。(亞新社)
醫護人員肩負特殊使命,既是抗疫的先鋒,也是市民的後盾,實在責無旁貸。照片為謝婉雯醫生。(亞新社)

眾擎易舉之道

相比沙士,這次新冠狀病毒的傳播能力看來更高。單看鑽石公主號的疫情,短短3個星期就已由1人變成600多人感染!幸好死亡個案除了內地湖北省較多之外,並沒有沙士接近的殺傷力。香港人若能做好防疫抗疫工作,疫情自會逐步減輕,但巿民要知道,戰勝這場硬仗有賴全民皆兵。

特區政府當然要履行帶領及統籌全城防控工作,但每一個市民都應積極參與,包括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在人群中要戴口罩、注意家居和廁所衞生等等。若有不適,必須佩戴口罩以保護別人,同時要積極自我隔離,避免引發群組感染,及早求醫診斷,以達到滴水不漏的效果。

對在疫戰的前線醫護人員,筆者寄以無限敬意,謹此給予下列溫馨提示:

1.個人保護裝備供應是否足夠是管理層的責任,既然管理層期望前線人員會堅守崗位,就有責任提供足夠的個人保護裝備(PPE)。雙方信守彼此承諾便可締造雙贏局面。

2.但什麼才算足夠的PPE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卻見仁見智。

在沙士期間,同一問題亦曾引起激烈爭論,亦有員工為了這個問題鼓噪不安。

N95口罩一度供應短缺,開始有上司要求前線人員要把用過的N95口罩放在紙袋中,掛在病房門口後才離開,再回病房時重用。我深信已被病菌污染的N95口罩不應再用,於是沒有照做,出入病房都用外科口罩,離開時扔掉,進入便佩戴一個新的外科口罩。袁國勇教授當時認同我的做法。我這樣子照顧沙士病人,也沒有中招!

所以筆者認為,PPE不一定是愈高規格愈好,反而用起來會不會造成額外風險更為重要。

3. PPE愈易用愈好,而且更須反覆練習穿戴和脫下,所謂熟能生巧。

4.單憑PPE並不能完全保護個人,整體的工作環境和配套也很重要。潔淨和不潔淨的地區須分清界線;穿PPE和脫PPE的範圍也要分清;任何可將飛沫傳播變成氣溶膠傳播的因素都要徹底避免等等。我最近一篇文章已有詳細解釋【註】。

5.團隊精神

軍隊必須要有紀律和團隊精神,皆因紀律從嚴可統一工序而減少錯漏,團隊精神可讓團員互補不足,彼此提醒,互相扶持。防疫的醫療團隊也不例外,所有成員都務必做足既定的工作程序,也必須持有團隊精神互相配合,這樣不但可以為自己鞏固保護網,而且可以令高危工作做起來既嚴謹又輕鬆,事半功倍!

結語

17年前,憑着醫護人員的堅持和勇氣,在沙士壓境下勝戰勝荊棘滿途的「疫」境,全港市民不單感謝我們,而且為我們引以為傲。

面對嶄新的COVID-19苦戰,我們身為頂天立地的醫護人員,要當市民大眾的堅強後盾。大家互相扶持、互相照顧、上下同心,在前線工作尤其要小心翼翼、步步為營,千萬不要有勇無謀,更不要臨陣退縮。日後回顧,可以像我等一樣問心無愧,向你們的下一代說:我們排除萬難,贏了一場硬仗!

我亦呼籲社會對忠於承諾的醫護人員保持信心。市民有信心,社會上下就能萬眾一心,熱心為香港出一分力和勇於承擔的醫護人員也就士氣大振。醫護人員既是廣大市民的定心丸,而市民大眾的擁戴也是前線人員的精神食糧,這兩種正能量之間的互動,定能刷新香港醫護界的輝煌戰績!

原刊於2020年2月25日《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