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有如毒品。有權的人極不願意放棄權力，有一些權的人想有更大的權力。當一個政治制度缺乏足夠制衡時，權力會愈來愈集中。在人類歷史上，高度集權往往帶來大災難，因為掌權者不受制衡，犯了錯誤亦不會有糾正的空間，一錯可以再錯，小錯變成大錯，終於帶來災難。
去年因為《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政治風暴，正好是不受制衡的權力不斷犯錯終至帶來災難的案例。過去幾個星期，中聯辦和港澳辦主任先後被調職、降職，似乎是問責的體現。但港澳辦整頓後的新格局令人不寒而慄。港澳工作系統的升格，趨勢是加強集權，加強對香港的管控，令香港局勢更加危險。
「一個兩制、高度自治」變質的開始
回想1997年回歸時，北京同時撤換了港澳辦和中聯辦的一把手（即魯平和周南）。當時的考慮是：魯平和周南都太熟悉香港，容易傾向干預香港事務，對實現特區高度自治不利。可是到2003年發生「七‧一」大遊行後，北京認為除了是因為當時的特首董建華能力不逮外，更加是因為香港民心未回歸，香港的「愛國」力量不夠強大，中央對香港發展不能不過問。北京於是成立了以政治局常委领導的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全方位介入香港事務。這是「一個兩制、高度自治」變質的開始。
過去17年的香港政治發展，主要矛盾就是北京加強管控與香港人反抗的矛盾。這個矛盾陷入惡性循環：每當北京加強管控，香港人反抗更激烈，而香港人的激烈反抗，又令到北京更加覺得要加強管控。近日中聯辦和港澳辦的整頓恐怕就是再一次加強管控的部署。
香港和澳門中聯辦的主任出任港澳辦副主任，港澳辦升格，主任由副國級官員出任。冠冕堂皇的解釋就是理順港澳工作系統，日後港澳辦一元化領導，北京對港澳工作的落實會更加暢順。問題是：為什麼要透過內地部門落實香港工作呢？（明顯地，港澳辦被整頓是針對香港。澳門是實施一國兩制的示範單位，原來的組織安排當然沒有問題。）
香港事務不是已經有一個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管了嗎？這個小組的組長是政治局常委，級數還不夠高嗎？關鍵的一點是港澳辦是辦事機構，協調小組則是務虛、政策制訂的機構。如果香港真的是高度自治，北京對香港問題務虛便已經足夠，政策執行就應該讓特區的行政長官和政府按香港實際情況部署。
現實上，過去十幾年北京對香港已經愈來愈多具體指示，早已務實多於務虛。2014年，北京更明確宣示一國兩制就是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自此北京管控香港與香港人反抗的矛盾急劇激化。去年的《逃犯條例》修訂可以説是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深層次矛盾其實就是北京對香港的管控。
北京加強對香港的管控
化解這個矛盾，正路是北京放鬆對香港的管控。但過去半年種種跡象顯示北京反其道而行。北京把香港的抗爭運動定性為威脅國家安全，應對的方針是止暴制亂，手段是依賴警隊的高壓。去年10月中共中全會決定要完善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制和執行，亦決定要完善中央對特首發出指令的機制。港澳辦升格，看來是加強北京對香港日常工作的指導，香港特首淪為港澳辦的下屬，特區政府淪為港澳辦的執行機構。
北京加強對香港管控的同時，港澳工作的權力進一步集中。本來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包括黨政多個部門的代表，他們會多角度共商港事，例如除了國安、公安外，也有外交、經濟、商務、民生等其他角度。而港澳辦升格後，在加強這個辦事機構的執行權力的同時，如果它的主任直接向習近平匯報，就可以架空協調小組，少數人説了算。
夏寶龍和駱惠寧兩個新官，與香港淵源不深，大家關注的是他們和習近平的關係。如果他們是習的親信，會方便他們的工作，但同時令權力更加集中，一錯再錯的機會更大。北京最近整頓湖北領導層，派往當地的新官都與習有淵源，同時具備政法工作的背景。去年香港反修例風暴擴大的時候，北京在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增加一個副組長，由公安部部長出任。這些人事安排的思路一脈相承，就是當出現管治問題時，對策是加強管控，要維穩，要確保習的權力不受挑戰。
自從習近平在2012年掌權以來，權力愈來愈集中，但中國的問題少了嗎？解決問題的能力加強了嗎？一埸武漢肺炎的災難，正好揭示了維穩至上、事事上報、唯領導是從的政治體制不符現代化社會所需。北京整頓港澳工作系統，卻似乎是進一步把這樣的一個體制強加於香港之上。香港未來會更加凶險，香港人要為更艱難的日子作好準備。
原刊於眾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資深的公共事務顧問、政策分析員和傳訊專才。
從事時事評論近40年，工作經驗包括新聞工作、經濟研究和工業管理。
在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及在香港大學取得社會科學學士學位。他曾出版多本關於香港和中國政治的著作。
於2005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於2004年獲頒香港公開大學榮譽院士及於1990年當選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