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處理封關事件，依舊進退失據，溝通欠奉，惹來全城臭罵。小市民的我衷心希望林鄭的名字很快在港聞版消失。
很多年前看過一本很有趣的經濟學小書Freakonomics，作者芝加哥大學經濟教授Steven Levitt和《紐約時報》記者Steven Dubner，他們嘗試用另類的角度去分析經濟行為。我印象猶深的是911事件之後，美國政府大力加強强機場保安，單以安檢手續引致的延誤，加起來的時間，相當於事件中失去的3000個生命所代表的萬倍壽命。
當然這種說法有點冷血，人命的代價是很難量化的。就像電影Saving Private Ryan（港譯《雷霆救兵》），美軍為了救一大兵，結果要付出更多的生命，從人道的立場也許沒有錯，從經濟的考慮這是否最優化（Optimal）的決定呢？
冠狀病毒令大陸和香港人活在夢魘中。大陸官方數字可靠性低，加深了大家的恐懼。冠狀病毒可怕之處是擴散力高，所以會有香港人可能有過百萬染症之說，但死亡率估計會低於沙士的10%，更遠比伊波拉病毒和H5N1禽流感低。然而，兩地政府的種種封城、罷市、罷學等措施，絕對是如臨大敵，難道他們知道一些小市民不知道的訊息？
政治考慮是重中之重
政客碰到人命攸關的問題，常常掛在口邊的都是「一個也不能少」，但他們心裏面真是這樣想嗎？登上權力高峰的人，因為對權力的戀棧，很多決定都是政治因素大於一切。
試看中國的近代史，蔣介石抗日更多的考慮是殲滅異己，豎立自己的權威；毛澤東掀起那麼多次的政治運動，死了那麼多人，目的是殲滅任何一個有機會挑戰他的革命同志。這些英雄人物決定用萬骨來建造自己的神壇，是絕不手軟的。
港府在關口實施強制檢疫後，從數字看受影響最大的是經常穿梭深港的香港人，任何政策都會引起collateral damage。特區政府的無能和欠缺說服力，例如用世衞的道德高調來用作不封關的藉口。但我們應該理智地分析這事件，每年香港都有老人家因為感染流感而過世，如果政府說：我要禁絕流感殺人，一個也不能少，並且因而禁止很多社會活動，市民又會否覺得小題大做？
當瘟疫遇上政治時，政府的防疫措施，政治考慮是重中之重。
原刊於《蘋果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