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國勇：我在聯合醫院的日子

袁國勇教授1981年醫學院畢業後，因應同班同學陳健生醫生的呼籲，實習後轉往基督教聯合醫院工作。在那裏工作六年半（1982-1988），除了「我與那裏的醫生和護士，至今仍是最好的朋友」外，也讓他認同一個價值觀︰「你唯一應該做的，就是對病人好。就是這樣，很簡單。」

走進貧窮中去服侍

事實上當年袁國勇在內科取得優等成績畢業，並已答應他的老師達安輝教授，實習後返回港大在瑪麗醫院工作，怎料有天在聯合醫院實習的同學陳熾鴻回來，跟他和陳健生、劉飛龍和陳志偉四位在瑪麗醫院實習的基督徒說︰「聯合醫院的急症室將要倒閉，因為沒有本地畢業生想在那裏工作。」

那時聯合屬補助醫院，無論在環境、待遇和培訓方面遠遠不及瑪麗醫院，但陳健生希望袁國勇跟他一起過去，袁國勇坦言當時「真是有點掙扎」，但想到做醫生的初心「就是希望幫助貧困和有需要的人」，最後說服自己這是個實踐的機會。

四名年輕醫生就走去見聯合的內科主管郭宏信醫生（Dr. Russell Clark），袁國勇記得當時郭宏信背着他們，「坐在一邊喃喃自語，用澳洲腔的英語說了一個小時」，便叫他們回家好好去想。多年後郭宏信告訴袁國勇，原來他那時跟神禱告，「給我一個就可以不用關閉急症室」，怎料四個都肯來，完全超乎他所想所求。

聯合醫院的簡單不簡單

八十年代的聯合醫院可謂聯合國，醫生來自五湖四海，「有澳洲、緬甸、印度、巴基斯坦等」。醫院沒有空調，每次巡房檢查後，「整個人都濕透」。袁國勇說當年的聯合，藥物和醫生都不夠，卻給予他很多寶貴的臨床經驗。有次，一個因復發型肚痛而曾在別家醫院開刀後仍找不着原因的病人送到聯合，袁國勇仔細檢查後，推斷是神經痛，及後發覺病人牙與牙肉之間有一條條藍藍黑黑的線，「我心想這人是否鉛中毒？」於是向病人注射鈣作測試，果然止痛，最後經抽血證實他的推斷正確。

「我們醫院甚麼也沒有，但我們用簡單的方法找到答案」，這些被病人稱為神蹟的事，袁國勇只說「聯合醫院有很多類似的故事」。

「簡單」兩字，其實還可以用來描述聯合醫院的工作氛圍，「聯合醫院有甚麼好競爭的呢？」袁國勇形容那是個「沒有錢賺，人又貧窮，又病得嚴重」的國度，所以醫生要做的，就是「用心對待病人就足夠」，因此同事合作無間，「大家互相幫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好」，對剛出道的他來說，「在我整個人的成長上幫了很多」。

行動見證活出福音

那時聯合醫院的院長巴治安醫生（Dr. Edward Paterson）是位外科醫生，「我見過他做手術，做得很好」，特別是唇顎裂，「真是高手中的高手」。在袁國勇的眼中，「他是一位很好的領袖」，不過認識不算深，「跟他接觸較多的是護士」。

作為醫生，袁國勇說他不會主動跟別人傳福音，「我不想病人覺得我醫治他，是因為我要他信耶穌」，他認為一旦病人覺得「你對他的愛心是有條件的，整件事就會變得很差」，而他也沒看過巴治安醫生跟病人講福音；倒是護士會派傳單，「會跟病人聊天和講福音」。

有次，護士長陳麗瓊將一個剛出院又有興趣聽福音的年輕人介紹給袁國勇，「因我曾診治過他」，後來替他補習和查經，更讓他住在自己的宿舍和家約五年，年輕人從中學考試失敗到通過考試，後來考進理工文憑課程，最後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現在是註冊工程師。年輕人和他的妹妹、媽媽亦相繼信主。

「基督徒最能幫助人的時候，並不是整天告訴別人我是一位基督徒」，而他的同事都是在他做某些決定後，才得知「原來我是有信仰在背後支撐」。

基督信仰與行醫之路

五十年代出生的袁國勇，小時住在東邊街，他說自小就接觸很多生生死死，如住在隔壁的嬸嬸、小學同學、同學的爸爸和身邊的親戚等，總是突然傳來死亡的消息，那種「生命是十分脆弱」的感覺很早便已埋下。中二時曾跟同學陳熾鴻醫生參加夏令營，只是那次「牧師大聲夾惡說，如果你不信主便會下地獄」，令他很反感。

直至大學預科時，當時袁國勇已被港大醫學院取錄，同班同學蕭宏展醫生因為只在候補名單而感到壓力，邀請他一起參加夏令營，這次的夏令會會期很長，共有七天，「在沒事可做下便去看《聖經》」，竟為他帶來衝擊，之後他用數個星期「很認真地把聖經看完」，最後讓他相信有神的存在。

基督的信仰讓袁國勇跟聯合醫院連上，不過直等到1985年他考取外科專業試後，有天從聯合醫院宿舍向下望，看到當年俗稱「雞寮」的徙置區和附近的爛車場現在變成了操場時，才猛然想起自己其實早於1976年醫科生第一年級時，曾應當年在聯合醫院急症室工作的王世岳醫生的邀請，跟陳健生醫生等人去探望他。

王世岳醫生是一名宣教士醫生，他當時站在同一角度向下望，並對這班年輕醫生說︰「這個就是我們的觀塘異象（This is the Kwun Tong vision of our Asian Chinese）」，他指這羣來自內地又貧困的人有很大的需要。

「那時候我真的很清楚記得我的禱告︰『如果主想我來服侍這裏的人，我是很願意的』，但（當時）我很年輕，說過的話很快便忘記了。不過我仍舊記得當年於聯合醫院，王世岳醫生亦提醒我們這班年輕醫生︰『你首先是一位基督徒，然後也是一位醫生。』事實上，這勸誡對我日後的人生影響深遠。」

沙士讓兄弟班再聯合

在聯合醫院六年半後，袁國勇縱然覺得「我每天的工作是有意義」，但始終認為有些遺缺，因為它不是一間教學和研究醫院，只側重服務，讓他不能有更卓越的追求，加上後來得了肝炎和肺癆，不適合夜更值班的工作，於是決定是時候求變，於1989年轉去港大的微生物學系工作。

接着2003年的沙士一役，袁國勇與他的團隊找到沙士是由冠狀病毒引起的故事，已經寫進香港歷史裏。在那個人心惶惶的時刻，他說作為傳染病講座教授，「我有責任不能退縮」。他慶幸當時他的同事鄭志聰醫生、內科的孔繁毅教授和仍是實習的鄧兆輝醫生，肯主動跟他上戰場，「甚至放工後去聯合醫院和瑪麗醫院收集數據，然後回來分析」。

當年聯合醫院是重災區，沙士讓袁國勇與當年一起去聯合醫院的兄弟班再次合作，原來於1990年從聯合轉去靈實醫院的陳健生醫生，主動回到聯合醫院幫忙，劉飛龍則一直留守在聯合醫院的急症室，於是三人又在一起。

那時袁國勇曾想過自己或會死於沙士，「聖經沒有說過你一定能平安無事」，他說自己的信仰建基於「我自小以來的經歷、我對聖經的認識、我身邊的那些朋友」，所以沙士沒帶來信仰的衝擊。

至於今後再遇到抉擇時，袁國勇說「很簡單」，就是《舊約聖經》彌迦書六章八節所說的「行公義、好憐憫，而最重要的，是常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