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中最大的威脅是製造對政府的不信任。危機需要各方協力配合，打垮了政府，失去了中央統籌，便難以有效處理危機，反而把危機擴大和惡化，弄巧成拙，損失的不僅是政府，更主要是社會大眾，特別是弱勢社群。
處理危機最需要防止恐慌。恐慌不僅打亂了防疫抗疫的部署安排，反而會製造哄搶物資、攻擊別人、社會混亂。期間會出現不應有的傷亡──為爭物資的衝突打鬥、病患者缺乏醫療照顧，以至由恐慌引致的恐懼、憂鬱不安等心理和精神的病症。
不信任政府、攻擊政府意圖將其癱瘓，絕對無助於對付疫情。因為這是社會性的疫情危機，不可能由個人或個別群體獨自應付、克服。防疫抗疫的前線是醫護、關口管制和檢查，背後是醫療系統眾多後援人員配合，以及重要的病理研究測試部門，以至與內地、國際聯繫醫療訊息的部門，形成完整的醫療鏈。而疫情要求社會內外隔離，使社會經濟活動大減以至停頓，在民生各個方面，各個社區、社群的照顧等，在在需要政府的資源和協調行動。
政府措施不足之處，涉及各方面因素，不是簡單地推諉林鄭及高官便可以。即使責難之餘，還要他們工作，難道把他們轟下台便可救治當前疫情？一如解散警隊可以改善治安嗎？
在現時的疫情裏，還在散播謠言、製造恐慌，以至煽動醫護罷工，還在社會裏打砸燒，可以防疫抗疫嗎？基本上還是那一套狠毒的做法──攬炒、玉石俱焚，以為你死我可活，結果是你死我死，讓眾多無辜者為一己政治盲動暴虐而殉葬。這已經不是童黨遊戲，而是極端主義、以毀滅作為目標。
難道醫護不知道，在危機時罷工會對病患者有傷亡威脅嗎？你不殺伯仁，伯仁卻為你而死。醫護的良知良心何在？是什麼人還在煽動鼓吹醫護罷工來要挾政府呢？
香港一直倡議大市場、小政府，現今危難時才對政府諸多要求，要政府替代市場，一時之間政府能夠轉變嗎？香港一些人不斷強調要公民抗命，卻不知道公民的義務。現時社會有難，正應發揮公民社會的作用，不是示威遊行抗議，而是一方有難、十方援助。不是去哄搶醫護物資與糧食，互相攻訐指摘；而是大家妥善分配，主動地讓出必需品給鄰居親友和弱勢社群，以愛心來取代自私自利的仇恨心理，推己及人，表現出文明社會公民的道義精神。
沒有互助，不可能有公民社會，公民社會是補政府的不足，並促使其改善，而不是破壞。
以全民的利益為目標
抗疫防疫是政治，但不是某些派別、某些立場的政治，而是全民政治。全民政治是以全民的利益為目標。由於是全民利益，因此要各方衡量，考慮各種因素的變化影響。社會有弱勢社群，有少數群體，全民政治便要對他們照顧，不是以強勢壓迫，美其名為民主。
災疫之前沒有民主，不是人多勢眾、聲音巨大便可以搶奪防疫抗疫的大權。投票不能決定疫情，更不能確立防疫和治療疫病的手段與方法。此中決定因素是知識，是科學檢驗，只能靠專家。
疫病有不少未知之處，專家並不是全知全能，但倚仗的是科學方法，不斷地進行檢驗測試，與病情的演變對比，也與不同區域的疫情發展作比較，從這樣不斷檢驗測試和比較的過程中發現新的認識，改變原有的判斷，而且更可以從病愈者的抗體，發掘對症下藥的治療方案。
這個過程沒有派別立場的分別，也沒有什麼香港人優先的理由。疫情不局限於香港，對疫病的檢驗測試比較進行的科學方法，也不限於香港，有效的方法是各地各國有疫情或沒有疫情的地區和機構全力合作，使科學方法有更紮實多方驗證的保證。此所以有世界衞生組織，在中國或別國有國家統籌的中央機構，而有任何成果都不能壟斷，而是全民、全國、全球分享。
防疫有一特點，就是疫情變化是動態的，不能停下來讓人慢慢研究。動態的變化便可作為每一個提出的分析、應對方案的即時檢驗，否定與疫情變化不符的，肯定與疫情變化相符的，一點一滴地快速積累。這便是專家的作用，科學方法的效果，結果會是找出防疫抗疫的有效方法，把疫情控制。時間可長可短，視乎科學過程，或是氣候環境轉變。病愈者增多，社會積累的免疫抗體增加，疫情逐步退減。
事實上，相對於其他的大疫情，今次新型肺炎不是傳播最廣、死亡率最高的，因此不需要過度恐慌。
專家以外的工作，便是政府與社會怎樣控制恐慌，一是不容其干擾防疫抗疫工作，二是防止恐慌帶來疫情以外的社會與個人損失。恐慌最大打擊的不是中產階級或精英們，而是生活壓力緊逼的基層民眾和社會弱勢的老弱鰥寡。例如搶購口罩、糧食，他們會更加困難，也使政府對他們的照顧更加逼切和緊張，容易造就不必要的悲劇。
我們知道特區政府積習已久，能力有限，用製造恐慌來強逼政府，只會弄巧成拙，害人害己。我們應盡一把力，齊心協力對付疫情，而不是借機作反。
原刊於《東方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