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機會參加了一個老中青三代小學校長的「學習閒談會」，覺得內容有值得向小學教育界同工分享之處，特此記敘一下：這個學習群體有定期聚會，大概三個月一次，有資深校長，也有新晉人士，小組人數有八人，但每次聚會出席人數都大概只有五、六人，個別人士因太忙未能參加，但也不減「閒談會」的效能：專業交流、知識傳承，也有情感上的支持。
三種領導模式
其中一位新晉校長說先來一個抛磚引玉，簡介了一個工作坊內講者對校長領導風格的分析，內容也沒有什麼新意，但作為引起話題的序言，我覺得這位校長也蠻有策略。他說在工作坊內，講者介紹了三種領導模式：專權獨斷、自由放任、民主決策，他即時補充講者也說其實沒有一個領導人可以絕對地奉行其中一個模式，也不能說任何一個模式只有優點，沒有缺點，也很難說那一個優於另一個，要因時制宜、取長補短，我聽罷暗暗讚賞講者的智慧，也對現在新入職校長能得到的培育投上信任的一票。
閒談間有同工談及李光耀總理的治國故事，他說曾看過一則報道：立國之初，國民貧困，但習慣上喜愛吃米，不愛吃麥。新加坡農地短缺，食物都是入口，而入口米價比麪粉貴得多，加上研究說明稻米收成後總在去殼時把最有營養的胚芽去掉，嬰孩最需要的能幫助腦部發展的維他命B含量遠比麪粉少得多。
總理思量後命令負責糧食的官員減少米的輸入量，增加麥製食品的輸入量，並加以價格調控，希望國人慢慢轉向：把麪粉作為日常主食。實行之後，民怨日深，國民寧願節衣縮食，也要吃「貴米」，在一段時期之後，李光耀先生也唯有妥協，不再以國策控制人民的口味。
這位校長分享至此，歎了一聲：「民主好還是獨裁好，或許已有結論，但治國者為人民的心志，也值得欣賞，其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精神，也值得學習。」
各有各價值
另一位校長也說起對新加坡人的一些感覺，原來他年輕時曾在台灣讀書，當時台人把香港去的、新加坡去的學生一律稱為僑生（當時香港為英治之地，不是國家所屬），修讀大學有很多優待政策。在台大的僑生宿舍，聚居了來自越南、緬甸、南韓、新加坡、香港、印尼、泰國的僑生，是一個國際化的地區，他說他對來自南韓的僑生最有好感，為的是他們高大威猛（他說韓生祖家是山東人較多之故），但謙謙有禮，而最不喜歡的是新加坡僑生，為什麼？他說新加坡僑生自視甚高，「我們新加坡，我們新加坡怎樣怎樣」的一直掛在口邊，其實這可能是他們覺得國家足以自豪，而這位憶述前事的校長，因來自殖民地而有些自卑吧，但也可見新加坡人的國民身份認同感甚高，這也是國家的一種勝利吧。
跟着有一位校長分享對英治下的香港的感覺，他說他讀香港史時，老師指出有人認為早期香港由英商大班管治，一切以英國商業利益掛帥，對其他民生事項，持自由放任政策，目的是減少官民衝突。亦重視民間諮詢委員會的設立，藉以加強官民溝通，這種符合英人利益，又能治理地方的鬆散管治模式，其實也有一定價值。他請校長們不要以此為落後的領導模式──這種符合主權國利益，也不致引起治下人民不滿的管治模式，不是現在特區政府也在尋找的狀態嗎？
在談話快結束時，有一位校長提出一個討論議題，問大家對新上任的教育局常務秘書長有何期望？此話一出，大家都靜默了好一陣子（O哂咀），可能對誰是新常秘也未有深入認識吧。
新官上任三個要求
最後有一位資深校長用以下一段話作出總結：「我所屬的教育團體，每逢有新官上任，不論是局長、副局長、常秘、甚至是特首，總會提出以下三個請求：
一、管理教育的，最好是教育專業人士，這也是對教育界的一項尊重，就算短期未能做到，也要視為一項目標任務；其次，輔助決策要以研究為本，有長遠策略，切勿拍腦袋式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二、重建有效的教育政策諮詢機制，局署合併前，由教育委員會負責幼小中特範疇，教育統籌委員會負責高等教育、人力規劃、長遠策略，是一個好的分工，一個太龐大的諮詢架構（例如現在的教統會），未必可以為佔公帑支出四分之一的公營部門做好規劃。
三、應與教育界前線人員建立伙伴關係，大約2000年初，教統會曾就教育改革的進程開辦多次報告進度的公開研討，也允許教育界同工即時諮詢及回饋，眾稱善舉，「得民心者得天下，信乎？」。
話畢，眾同工點頭稱善，但有另一位心水清的校長說，聽聞這次這個教團見新常秘時，沒有再提出上述偉論，何解？
這位資深校長頓時語塞，聚會至此結束。
「或許太多重覆而無結果，令人心淡吧。」我這樣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