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漢肺炎疫情演變成為大規模公共衛生危機之後，中國各級政府終於轉變了此前消極被動甚至瞞報疫情的做法，從中央到地方、從民間到軍隊、從官員到民眾，人們積極投入抗疫戰爭，整個國家進入最大的動員狀態。
不過，中國社會對政府的作為所表現出來的態度如此分化，令人目瞪口呆。一端是冷嘲熱諷者，罵爹罵娘者，人們終於找到一個機會來抨擊一下體制，把各種怨言都發泄在體制上，好像如果換一個體制就不會有病毒了，不會有疫情擴散了。另一端則是歌頌者，歌頌體制的偉大，好像只有這樣一個舉國體制才有能力遏止如此規模的疫情。人們從各自的角度來理解疫情，不同觀點表達全然不同的感覺，或恐懼，或絕望，或憤怒，或同情，或祈禱。
儘管在災難面前所有這些感覺既不可避免，也都有其合理性，但無論是質疑體制者還是歌頌體制者，人們所缺少的就是科學。病毒的發源和擴散有其自身的規律，在這一過程中，體制只是第二位的，即體制是否有能力有效預防或遏止病毒的擴散。如果要從源頭上消除病毒，人們還必須有科學的知識和科學的生活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正是因為過於強調體制的作用，才會造成今天的公共衛生危機。與其他體制相比，中國體制的動員能力的確無可比擬。沙士（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簡稱SARS）危機之後，中國公共衛生體制有了實質性的進步，這也是今天人們對體制抱有信心的根源。不過，儘管沙士傳染病疫改變了中國的公共衛生體制，但絲毫沒有改變人的行為。
相信政治而不相信科學
強大體制所釋放出來的強大能量，促使人們走向另一個極端，人們只相信政府，相信領導人，相信官方媒體，而不相信科學。很多人覺得政治和領導人無所不能，只要有權力，什麼災難都可以應付。實際上並非如此。沒有一個體制是無懈可擊的，最強大的體制也有其弱點。沙士期間，體制呈現的一些弱點依然存在。地方政府等待上級，地方領導人等待中央領導，似乎在中央表態之前，地方不可以有所作為，不可以承認疫情危機。因此，隱瞞消息，鬆懈懶政，好像一切正常，什麼都沒發生。等到疫情擴散，上級政府和領導重視之後，地方才有了動力。
一旦動員，地方又開始競爭，看誰把疫情升級得高、快，比賽地方政府的反應能力。如果這樣做還不足以控制疫情，人們便走向另一個極端，即憤怒。一般人恨不得對那些被視為應當負責的地方官員和那些超級病毒傳染者「千刀萬剮」，似乎這樣就可以解決問題。但除了發泄情緒，並沒有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
實際上，政府和疫情已經進入一個幾乎難以避開的惡性循環。人們相信權力，但權力並非萬能；一旦權力不能作為，人們轉而痛恨權力。2003年沙士疫情以來，人們的行為改變了多少？除了對政治抱有更大的期望外，個體行為沒有什麼實質的改變。例如吃野味，人們普遍認為，沙士是吃野味造成的。這次武漢新型冠狀病毒也被認為是吃野味造成的。為什麼不能改變吃野味的習慣？儘管有不少聲音呼籲國家立法禁止吃野味，但為什麼有關部門沒有任何動作？儘管一些人認為捕捉野味的大多是沒有文化的「鄉下人」，但不可否認的是，消費野味的是被視為是有文化的城市中產階層。
再如面對疫情，人們的行為改變了嗎？不僅沒有，反而變本加厲。儘管人們對他人的行為總是持批評態度，但從來不檢討自己的行為。疫情惡化，很多人仍然無動於衷，照常行走於大街小巷，走親訪友，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至於是否會感染病毒，則以「運氣」來解釋。數不清的謠言更是滿天飛，自媒體憑自己豐富的想象「報道」疫情的發展，解釋事情的來龍去脈。吃什麼就可以遏制病毒的消息更多。疫情更成為一些商家推銷商品或哄抬緊缺物質價格的機會。各種愚昧的行為表現得淋漓盡致。魯迅先生所描述的上世紀初人們所具有的那種麻木不仁的局面依然存在。一句話，人們總是把責任推給別人，從來就沒有自我反思和進步。
如此看來，沒有人可以斷定，這次疫情後人們會自動改變自己的行為。人是沒有任何記憶能力的。今天發生的事，也曾經在沙士期間出現過。沙士一過，人們竟然很快把那場席卷全球的疫情忘記了。如果人們有足夠的記憶，疫情就不至於鬧得那麼兇了。
政治啟蒙過度 科學啟蒙不足
這說明人們的行為還沒有從愚昧狀態走出來。這是缺少科學啟蒙的結果。沒有一個民族的行為從一開始就是科學的。科學是人類進步的產物，科學的行為是科學啟蒙的產物。以西方的例子來說，人們經歷了早期的文藝復興，開始從宗教愚昧狀態走出來，走向科學、理性和進步。科學向人們展示，任何事物總有起源，有發展過程；任何問題有其產生的根源，也有解決方案。後來西方又發生了啟蒙運動，重點轉向制度的改進。如果忽視了文藝復興所產生的科學理性態度，很難理解西方體制的有效性。就公共衛生來說，西方也多次發生公共衛生危機，但近代以來並沒有造成巨大的恐慌。以科學的態度對付疫情，公開透明，政府和社會共同承擔責任。
中國的問題出在哪裏？簡單地說，政治啟蒙過度，科學啟蒙缺失。五四運動被視為中國的政治啟蒙運動，而非文化啟蒙運動，這不可避免。在西方列強面前，民族和國家面臨生死存亡危機，救國自然成為政治主題。政治成為主題既有其優勢，但也不可避免其劣勢。政治的優勢在於組織，在於政治意識。用政治方法來組織國家、拯救國家，中國成功了。因為成功，人們相信政治的能力，相信權力的力量，相信什麼問題都可以用政治方法解決，可以用權力解決。但政治方法的劣勢也是明顯的，即強化了中國傳統上根深蒂固的「順民」意識，人們更加地服從政治，服從權力，服從到了極致，以至於人們不再相信其他，包括科學。
這當然不是說國家不重視科學。相反，「科學至上」成為國家發展的原則。這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概念上升成為一種不可挑戰的意識形態的原因。現實就是現實，近代中國被西方列強打敗，就是因為後者的科學與技術，中國要成為強國，自然也要學習和發展近代科學技術。事實上，「科技強國」一直是近代以來幾乎所有中國政治精英的共識，這種共識也促成了當代中國的崛起。
「人們只相信政治，不相信科學」，指的是科學沒有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說科學仍然處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之外。科技在進步，但人們的行為沒有進步，沒有用科學來作理性的思考，來改善自己的生活。更為荒唐也更為嚴峻的是，新科技往往成為人們傳播謠言和迷信的有效工具。
如果與中國的鄰居日本比較，可以看出中日兩國人民對科學的不同態度。日本是科技強國的典型例子，自明治維新開始，日本政府高度重視科學，先向西方學習，然後在此基礎上創新，很快就促使日本成為科技強國。科學也影響日本社會的重組，更影響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今天日本社會表現出高度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就體制來說，日本也是典型的中央集權國家，但政府意識到政治的局限性，在制度層面給社會足夠的自治空間。人們看到，在危機面前，日本人即使沒有政府也能自主地組織起來自救，或互相救助。就公共衛生來說，日本人的公共衛生意識不言自明，為世界的典範。
中國需要全民科學運動
如果要促成科學進入中國人的生活，人們需要一場全民科學運動。這是一場真正的文化啟蒙運動、科學文化啟蒙運動。鑒於政治和科學之間的關係，科學文化啟蒙也是政治的啟蒙。也就是說，啟蒙要從政治做起，但不是像從前那樣的過度政治啟蒙，而是處理好政治與科學之間的關係。這至少必須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政治要確立自己的邊界。政治或政治人物不要裝成自己無所不能，要深刻意識到政治的局限性。政治在國家組織生活中很重要，包括組織科學生活，但政治不能替代科學，政治意志不能取代科學邏輯。尤其在當代世界，當社會變得愈來愈複雜時，愈來愈多的問題需要科學來解決。
第二，政府本身更要講科學，科學知識首先應當在官員當中得到普及。無論是西方還是亞洲，科學知識的普及都是從政府官員做起的。官員代表一個社會的精英階層，他們的行為對其他社會成員具有典範效應。官員的示範效應在中國尤其顯著，因為中國就有深厚的崇拜官僚的文化。不過，官員的示範效應在中國也更為困難，因為經驗顯示，官員甚至比老百姓更迷信「非科學」因素。權力和財富並沒有為官員帶來科學至上的理性；相反，他們往往訴諸各種迷信來解釋或解決自己面臨的問題。
第三，政府應當把應付危機的優勢，轉變為預防危機的優勢。中國政府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這種能力表現在應付各種危機上，包括類似沙士的危機和今天的武漢疫情。不過，這種能力必須轉化為預防危機的能力，因為應付危機表明危機已經出現，代價已經付出，只有具備同樣的能力來預防這樣的危機，才能減少甚至避免社會危機及其代價。很顯然，要做這種轉型，前提就是科學。只有尊重科學邏輯，政府才有可能意識到權力的局限性，才能使用科學知識來預防危機，用科學知識來對付危機。
第四，政府須分權社會，讓社會自覺組織起來，讓社會的每一分子成為社會的「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從而對社會負責。這裡具有幾個方面的意義。首先，人們可以把像沙士或武漢疫情那樣的「東西」稱為「公共品」，是必須加以避免的「壞公共品」（public bads）。這就要求每一個社會成員不去提供這種「公共品」。達到這個目標的前提是每一個社會成員具有對社會的責任感。其次，沒有政府有能力二十四小時監督每一個社會成員，所以除了社會成員的自覺，社會成員之間還須要互相監督。再次，一旦危機發生了，不是什麼都依靠政府來解決，社會成員或社會團體必須自主地行為，自己組織起來，自下而上地應付危機。所有這些都必須向社會分權。
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尤其要扮演一個特殊的角色，那就是「少點政治，多點科學」。知識分子無論左右，都要意識到政治的局限性，不論是哪一種政治。很多事物例如沙士和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產生及發展，與政治毫不相關。正如在其他任何一個社會，知識分子是科學知識的最主要傳播者。這就需要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傳播「政治知識」轉向傳播「科學知識」，這樣才能改變政治啟蒙過度和科學啟蒙不足的局面。
中國無疑已是科學技術大國，但這並不足以使中國成為科技強國，因為科學並沒有反映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只有每一個社會成員學會了科學地生活，中國才會是一個強大的國家。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