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行」是恭敬順從權力
孔子之所謂「德行」，即顏淵及閔子騫的專長，原意是指「克己復禮」絕對順從權力的畢恭畢敬行為，後來才逐漸演變成為待人接物的行為規範，總之循規蹈距待人和善便是美德，甚至有所謂八德的衍生。可惜因為「德行」之作為行為規範的誤解，「德」之「權力社會責任」原意自此便逐漸遺忘了，由有所謂八德亦可見一斑。若果用「德行」或「品德」的意思去理解三代兩漢古籍經書中的「德」字，必然「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完全理解錯誤，無法解通。倘若三代近2000，社會上講的是「德行」，到春秋末時的社會亦斷不會像蠻荒世界有那麼多「禽獸」出現，亦斷不會有那麼多戰亂了。
孔子為求重振「周道」，為求恢復周王王權統治，扭曲了當時一套文字的意思，扭曲了「德」、「仁」、「義」等字的義思，都把這些字錯誤聯繫到「上尊下卑」的關係上。這些字的真正意思便這樣迷失了2000多年，直至現在重新理解《道德經》後，才重現眼前。
「教」旨在令人孝順服從
「教」字從「孝」從「攴」，原意是指用武力來使人孝順服從，情況有如家長用體罰來管教子女一樣，要子女守規矩，這亦即是「明民」。
管教是強權把以為「正確」的一套規矩，強行加諸受管教者身上，逼令接受和服從，若不服從便用武力逼使服從，這亦是「教」字的原意，這便是老子所說「非以明民」的「明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中「明明德」的第一個「明」字，便就是「明民」的意思，即是要求學生學習「上尊下卑」的一套禮儀，教化他們接受王權統治和彰顯王權。現代中國人社會便承襲了這一種「明民」的管教方式，家長向子女灌輸「正確」思想，學校向學生灌輸「正確」思想，政府亦用嚴控課程及課本內容的方式向人民灌輸「正確」思想，加強國民教育便是「明民」了，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2000多年來至今一直未變。
「明民」所用的手段便是刑德二機，即「明德慎罰」。不服從的便受罰，這便是老子所說「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的階段。要人民接受「上尊下卑」禮教的教化，便有「五刑之屬三千」的3000條教條。由帝堯開始立《堯典》，帝舜繼承之後立《舜典》，及至周朝立《呂刑》，都把這「五刑之屬三千」的3000條嚴刑峻法寫了下來。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便是由此而來，事實上古代農業社會生活簡單民風純樸，維持社會治安，又何需3000條嚴刑。只是那時低下階層不接受「明德」便是「野」，視作「禽獸」，便有如禽獸般被武力管束，不當作人來看待，用刑時更是要斬便斬，要殺便殺，臏腿在那時是非常普遍的。
用「明民」方式管教兒童，最大的弊處是不了解兒童甚至嬰兒的心理，以為人出世時是思想一片空白，不知何為正確。在未懂人語前便不斷用管束來使之守規矩，及至懂人語後便用語言來管束。事實上，嬰兒出世後便一直用觀察方式來學習和認識世界，從觀察中學習人際間的相處關係，這是一種自然身教，亦為就是老子所說的「不言之教」。中國人長輩只知管教，便失去了「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的態度平等地尊重孩子，孩子們亦無從從自己得到尊重而學懂如何去尊重人。兒童從管教中只學懂尊卑，只學懂權威，學不了以人的平等身份尊重其他人，自此便讓雄性在孩子身上放任發展，中國人的雄性便這樣發軔，成為很多社會問題的禍根。
家庭管教，是傳統式家庭「有為」的延伸，兒女有如家庭的資產，兒女是屬於家長而不屬於自己的，管教只管束孩子不要反叛，並不會培養孩子自立及做一個有用的人。管教是一種不平等權力的體現，這種禮教管束方式，演變成為對兒童的管教，妨礙了兒童的自然成長。
所謂「太極」就是極權
「太極生兩儀」的所謂「太極」，就是大一統天下的權力最高峰，即是極權，在周朝時即是周王。這極權就是靠一陰一陽兩樞機來運作天下，兩樞機便是刑德二機。所謂一陰一陽兩儀，亦即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陰便是「威儀」，即是「刑」，陽便是「禮儀」，即是「德」。刑德二機亦即是「明德慎罰」，恩威並施。所以孔子說「一陰一陽之謂道」，意思即是以刑德二機「明德慎罰」來支持「王道」，鞏固周天子的王權，挽救「周道衰微」。
漢《說苑·政理》說「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由三代至漢，刑德二機一直是政權樹立權威的兩種手段，亦可說是雄性權力的慣用手段，服從和敬畏便得恩賜，不服從敬畏便受刑罰，刑便是「五刑」，亦就是《堯典》《舜典》一直至周朝的《呂刑》所說的「五刑之屬三千」，同樣也就是《孝經》所說的「五刑之屬三千」，《孝經》實際上是要求天下所有臣民向天子孝順服從的一本經書。大一統思想加上「孝道」加上「儒家」奴才主義，長久以來便鞏固着一個極權「有為」制度的運作。
及至現在，政治上仍在沿用刑德二機方式來管治。另方面，學校對學生的管教，也是用刑德二機，而家庭對子女的管教，就是家庭中的刑德二機。管教出自權威，是一種唯我獨尊的雄性心態發展出來。看家庭的雄性發展，便可知道社會的雄性發展，看社會的雄性發展，便可知道政治的雄性發展，所以老子要求「知其雄，守其雌」。
「民無二王」是統一大業道統
上古之時，王並非主，「王」字從一從土，是指領袖以天之道（一）平天下（土），調平社會，好使萬民皆有所謀生。初時農業社會生活簡單，只要人人有地可以耕作，人人生活便有保障，能夠生活便可，上下階層生活素質相差無幾，階級尊卑觀念仍未形成。為求社會保障，保障自己，人民願意交出十分一收成，作為社會支出，這便是「幼有所長，壯有所用，老有所養」中，無法工作謀生又無依的老幼廢疾者都能生活的保證。而調和社會，由一王負責，即一個權力中心來處理，這權力中心並不擁有這十分一收成，勞動力亦非王擁有，所以說「太上，不知有之」，形成一個「無為」社會制度。老子所說「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這權力中心就是起着調節社會的責任。
「有為」帝制出現後，這十分一歸王室所有，形成「有為」社會。同時，形成勞動之人民及不勞動的貴族兩個階層，發展出不平等的階級制度，貴族變得愈來愈養尊處優。王室作為社會的管理人，及至有天災，才開倉派糧。「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時「民無二王」，已流於外表，變成社會只一個皇帝。皇帝變成「太極」，掌握極權，而「民無二王」亦變成大一統的天下觀，即是統一大業的道統。
所謂「禮崩樂壞」
「禮崩樂壞」並非只是指一般典章制度的崩解，必須要了解到春秋之時的時代背景，才能明白所指的典章制度是什麼。所謂「禮」，是三代時期發展出來的一種尊卑等級制度，所謂「樂」，是由定音發展出來下向上和應的規矩制度。
孔子哀嘆「禮崩樂壞」，是哀嘆這種「上尊下卑」的禮制已經崩潰，幾乎蕩然無存，哀嘆下不再向上和應，不再向上服從。畢竟，周王朝禮制的崩潰，並非因為民主的出現，而只是諸侯大夫爭權擁權自重使然。「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正正就是孔子斥責大夫僭行天子之禮，屬於以下犯上。孔子「制禮作樂」，就是要重建這「上尊下卑」的禮制，以及要求卑下對尊上的絕對服從。
孔子「周遊列國」十四年，覲見多國諸侯大夫，便是希望恢復周禮，希望諸侯把權力和利益歸還給周王，當然沒有人聽他的了。只有封建制度才講「制禮作樂」，只有緬懷封建制度的人才喊「禮崩樂壞」。現今民主世代，不要再說什麼「制禮作樂」、「禮崩樂壞」了。
《「儒家」奴才主義》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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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簡介
書名：《廉而不劌》
作者：曹鴻輝
出版社：無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