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聯辦主任換人，且是十分匆忙倉卒。駱惠寧去年12月底才出任人大財經委員會的副主任，退居二線，不足一星期便轉任中聯辦主任，這肯定是臨危受命。一是危機顯現，不得不急忙任命。這個危機是屬香港，也屬中國整體，由香港而帶給全國。這不只是區議會選舉大敗，更可能是對台灣總統選舉的評估，擔心蔡英文連任，美國與台獨聯成一線，而且會引發港獨更激烈的鬥爭。
二是臨危便不能依循舊有的思維與程序。王志民任中聯辦主任只是肯定以往廖暉時代中聯辦在港的政策和措施，包括王志民的青年工作，絲毫沒有反思檢討，還是維持偏向大資本家等既得利益者的路線。王志民被免職，改用與港澳外交系統無關係的地方大吏出掌中聯辦，便是把原來政策顛覆，開啟新的方向。
當年任命王是原有港澳政策既得利益的延續，王下駱上是打擊或至少是放棄這些既得利益的政策。這樣的大政策變動，時間又這樣匆忙，顯然不是港澳工作體系的正常做法和程序，而是來自港澳協調小組以外的力量，應是中央的集體決定。
臨危受命，反映中央政府最終是看到香港的危機。危機不僅在香港，更在國家安全的大局、新冷戰下中國涉外政策的大局。危機不限於香港，便不能單靠在香港內部的統戰便可以解決。拉攏權貴已證明權貴是會親英美、反中國的，怎可以信任？
要攘外必須安內，安內的內是社會整體，是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與下層建築的經濟社會結構。安內便是把香港社會經濟文化整頓，不投降放棄。這樣的攘外安內與「一國兩制」並不衝突，反而把「一國兩制」的內容充實。
從駱惠寧以往的政績，可以看到他在中聯辦的工作重心。一是反貪腐，進一步清理內地過往20年大貪腐對香港造成的禍害。建立反貪腐的香港愛國陣營，一如他在山西處理當地塌方式的貪腐。
二是推動香港經濟升級轉型。特區政府不做，受制於既得利益者。駱惠寧則策動香港中資機構去做，作領頭示範，帶動中小企業及港商去做，也從側面給特區政府壓力。
三是扭轉統戰的失誤與輿論的失敗。擴大統戰的對象，建立有效精幹的媒體和輿論力量，支持反貪腐和經濟轉型，使之能着實推動起來，也反過來在輿論和社會支持方面擴大影響，重建基礎，爭取中間群眾轉向。
這些工作重心是切中時弊，早已有共識，只是執行乏力，致貽誤至今，且看駱惠寧能否突破。
駱惠寧使人想到許家屯
駱惠寧以封疆大吏的背景出任中聯辦主任，使人想到八十年代許家屯當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八十年代是中英談判、香港回歸的政治鬥爭階段，中央政府要從英國殖民地統治下，爭取港人的回歸和支持。香港經歷英國的百年統治，制度控制和奴化教育扎根深厚，港人又多是從內地逃難移民而來，反共情緒強烈，要扭轉形勢，政治挑戰巨大。許家屯即使其後叛逃，當時真的做了極多的工作，表現出政治家的形象和手腕。
當然，當年新華社的工作成功，也不是許一人之功勞，他的班子人才濟濟，就個人接觸所及，印象深刻的副社長有東江縱隊的老領導陳達明；從杭州調來的張浚生，他後來回國主持浙江大學的發展；還有港大的老校友毛鈞年。當時新華社內不少是香港本地人，在大學圈子裏活躍的有蔡培遠。港大的老同學，曾任《學苑》總編輯和學生會會長的崔綺雲，也破例地進入新華社出任其中一個部的副部長，她比程翔等從港大、中大畢業後加入左派報章工作者更為高調，也反映出當時新華社的本地化比例，和對香港本地成長知識分子的統戰能力。這與回歸之後中聯辦以南下幹部為主，和濃厚的官僚主義風氣大相逕庭。
香港回歸的問題是政治問題，不是官僚操作可以處理。回歸後，由政治問題政治處理變成官僚問題，更因內地的大貪腐衝擊，官僚主義蛻變為拉關係、以權謀私，坐視回歸之後政治工作退化，人心變遷。2003年23條立法一役也沒有警覺和反思，積重難返，讓美國可以輕易地一步一步經營起來，把回歸前的政治工作效果全然逆轉，致有今天反修例動亂帶來的大規模反中反共示威，以及打砸燒的暴動。
或許香港的治理工作由特區政府負責，中聯辦只作輔助，統籌左派系統和內地在港的業務，從政治工作全面轉變為內地政府在港代表機構的官僚機構。官僚機構與政治工作存在着矛盾，苟一不慎，很容易墮入貪腐的陷阱。
因此，官僚化實際上是政府機構（不限於內地）的必然傾向。問題是這在太平盛世時還可以容許，卻容易失去民心；戰亂時更絕不可以容許，沒有靈活應變，沒有民心支持，打任何的仗都會戰敗，結果連政權也會丟掉。
香港回歸順利，但中國與歐美列強的矛盾屬根本性，不會改變，除非中國衰敗或投降。因此，從回歸開始，戰爭便逐步形成，到今天，香港是中美新冷戰的主戰場，政治工作便成決勝關鍵。
原刊於《東方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