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恥！可恥！我們現時經常聽見有人這樣罵人，但罵歸罵，通常被罵的對象卻無動於中。到底恥是什麼？罵又有什麼用？「恥」有悠久的歷史，現今面對無恥的無奈，可說是一種文化流失。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說「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可以說明一些。中性來說，「恥」可說是一種群眾約定共同接受的一種是非判斷，讓個人在群眾面前能自我約制。「恥」自古有之，原只是單向用在人民身上。民眾中有犯罪的，囚禁在相當於現今監獄的「圜土」做勞工，待他們知道恥辱，刑滿改過便可以放監，不改的便殺頭。〈周禮‧秋官司寇〉便說「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邢，上愿糾恭。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但到了管仲，反而把「恥」用在統治階層身上，也可說是社會監察君主的一種無形力量。而有關「恥」，最多人講是《管子》的「國之四維」。〈管子‧牧民〉說「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畢竟，過了2600多年到了今天，「禮義廉恥」幾乎已經變成笑話，沒人理會。但是，「禮義廉恥」原來的意義是非常重要，所以有必要還原「禮義廉恥」原來的真正意思。「禮義廉恥」其實是管仲當初定立用來約束政權濫權的和諧社會約章，這是歷史性的第一次，而且可以適用於現今社會。
談管仲立「法」保障人權，有必要交代清楚歷史發展及時至管仲的社會狀況。
黃帝創立「禮制」，〈白虎通德論‧崩薨〉便說「禮始於黃帝，至舜堯而備」。軒轅黃帝建立「禮制」，原意應只是上君下民一家親，領導人待人民如子女般照顧，是一種社會親和力的表現。可惜卻因為這「親」的領導關係，領導人真的把自己當成是一家之主，把天下據為己有，土地連人民都變成了自己資產，上君下民變了「上尊下卑」階級森嚴的階級制度，中國的帝制就是這樣開始出現。這便是〈論語·泰伯〉所說「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為了加強統治，堯舜制定了刑法《堯典》及《舜典》，這便是「五刑之屬三千」的起源，至周朝發展成《呂刑》，嚴刑峻法的極權統治的手法由來已久。
「禮」非現代「禮貌」
《道德經》17章所說「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便是由帝制出現前至夏商周三代歷史發展的四個階段。「太上，不知有之」，帝制仍未出現；「其次，親而譽之」，「禮制」開始出現；「其次，畏之」，出現刑法；「其次，侮之」，使用刑法。一直以來，中文的「禮」字，並非現代我們所說「禮貌」的意思，這只是翻譯英文polite一字所帶來的誤解。
古代人民每年農作收成上繳十分一，夏稱為「貢」、商稱為「助」或「藉」、周稱為「徹」。這上繳十分之一，是沿襲自帝制出現前的一種社會保障制度，君主「有天下」後，變成了君主的私產。縱使如此，三代中夏商兩代，人民生活仍算是有保障，君主仍會領導農耕，凶年失收或天災出現，君主會派糧賑濟。周朝時因市場已成熟，保障制度出現重大轉變，行井田制，人民耕地由70畝增至100畝，人民收成多得，經市場買賣作自我保障，可惜人民不敵自由市場買賣定價規律，結果出現飢餓貧窮問題，貧富懸殊嚴重。時至管仲，人民正受着政權及財權的雙重侵害人權，這便是管仲史無前例立「法」保障人權的時代背景。
管仲定立「七法」。〈管子‧七法〉說「正天下有分：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為首便是「則」，說「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在大自然中，萬物有平等生存的自然原則，人是萬物之一，當然人亦享有同樣的平等生存原則。而這個人人享有平等生存的原則，可以稱為「以人為本」原則，亦即是人權原則。根據「則」作為總原則，擴展至行政、司法、教民、順民、親民、經濟等六種分類原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藉此確保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人民享有平等與民權，這便是「正天下」的「正」，包括全民生活得到保障的生產及市場經濟，社會管理制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會保障制度。然後，在全民生活得到保障的「正天下」基礎上，最後提出一個使人互相尊重的社會約章。這才是一個真正而全面的法治觀念，即是在維護基本人權的原則下，人人生活有保障。社會要是能夠尊重這基本人權原則，彼此才會互相尊重，不致每每要去到動用刑法，偷呃拐騙亦會大量減少，人人安居樂業，使社會大治，這才是「治」。這社會約章便是「禮義廉恥」。（請參閱本網站內拙文：管仲立「法」與人權保障）
〈管子‧牧民〉說「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軸；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管仲明白「禮」的原意，在於用「親」關係來帶出上下之間的親和力，團結社會。若然回到平等的基礎上，這親和力為就是建基於互相尊重而互為利益，上下不應再是輩份尊卑關係，而只是責任不同而已，安其社會責任的本份，就是「節」。所以「禮不踰節」，就是社會上下各安本份，「不踰節」就是不應做出本份以外的事，即是互相尊重。「義不自進」，有所謂「義者宜也」，「不自進」就是不强行做一些不合本份的事。「廉不蔽惡」，廉就是坦白，坦誠布公，「不蔽惡」就是不隱瞞惡行。而最重要就是「恥不從枉」，所謂「枉」，就是「枉法」。這「法」就是「以人為本」原則，即是「七法」。
以「法」制衡極權人治
全本《管子》共有六處申述「枉」，都是指上層領導「枉法」。〈管子‧七法〉說「不為愛人枉其法」，〈管子‧法禁〉說「枉法以求於民」，〈管子‧法法〉說「不為愛民枉法律」，〈管子‧白心〉說「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以及〈管子‧任法〉說「有為枉法」及「枉法而從私」。
舉例，〈管子‧七法〉說「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此處所謂「愛親」，是指徇私於親人，但此處所謂「愛人」，則是指君主把人民當作子女般的「愛」，恃着父權而對人民專制，正正反影出當時諸侯把國家據為己有的所謂「有為」實況，亦即是〈管子·任法〉所說的「有為枉法」。前面全句意思是，身為君主，不應徇私而危害社會民生，社稷重於親人，亦不應恃其父權專制而「枉法」毀棄「以人為本」原則，「以人為本」原則更重要。
管仲立「法」，都是以「法」來制衡當時習慣了極權人治的諸侯。「法制」一詞最早見於《管子》，《管子》亦多處不厭其煩地講述「法制」，就是管仲首度引入「法制」觀念，期望藉此來建立一個著重人權的「以人為本」社會制度。
〈管子‧法禁〉說「君壹置則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
上文說，君主要是「守一」，能夠盡心調解社會矛盾，使全民生活都得到照顧，以此為己任，作為儀範，百官亦會守「法」，本着「以人為本」原則來履行職務。上層高官清楚表達這「法制」，下層官吏全部都會以「法」作為基準審度自己的職效，就是這樣建立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制度。若然君主不能「守一」以身作則，下屬很容易會背離「以人為本」原則的了。這樣，人人都徇私，「法制」形同虛設，只以一般見識來行事，下級官吏不再本着「以人為本」原則履行職務，上級高官擅用君主權力來濫權，亡國便是這樣開始。古代有智慧的君主不會這樣管治社會，若然發覺有下屬把「法制」置之不理，必然要他們承受恥辱，受社會所恥。所以〈管子‧法禁〉便說「故踰其官而離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這便清楚說明「恥不從枉」的真正意義，是作為監察權力的工具。
統治階層應先自守本份
管仲就是把原來單向加在人民身上的約束，改為雙向。〈管子‧權修〉篇便說得清楚了，裏面說「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
若要人民要守本份，做好「禮義廉恥」，先決條件是君主統治階層應該先要守自己應有的本份，做好「禮義廉恥」。而且，「恥不從枉」，不得「枉法」，尊重「以人為本」原則來施政，即是必須先要履行權力社會責任，照顧人民。
〈管子‧權修〉說「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始終都是要統治階層先做好本份，才能夠建立「禮義廉恥」這個雙贏關係。統治階層掌握權力，要是統治階層不做好本份，出現「大邪」危及社會，這樣才挑起人民幹出「微邪」作奸犯科。簡單歸纳一句，就是〈管子‧形勢〉所說「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這本來是一個雙贏關係，在當時農業社會很簡單，人民生活得到照顧，自然不會有什麼越軌的行為，自然便會守其「禮義廉恥」。另一方面，人民生活得到照顧，農產收獲多，自然上繳亦多，統治階層亦得到滿足。此所以〈管子‧權修〉說「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在當時，諸侯們不外是求財，就是有這雙贏方案，加上管仲開發經濟、促進生產、提出市場管理及社會管理等的創新思維和智慧，才有契機讓管仲提出保障人權。〈史記‧管晏列傳〉便記着「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
管仲立「法」，建立了和諧社會約章「禮義廉恥」，改變了齊桓公，改變了齊國，也改變了當時天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帶來數十年的天下太平。可惜人亡政息，然而，管仲的人權理念，啟發百年多後的老子，針對當時「禮制」惡化腐敗殘害人權，說「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並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檢討「禮制」的存在價值，重申權力社會責任「德」觀念，探討一個全面性保障基本人權的全新社會制度。（請參閱本網站內拙文：檢視法治觀念之「和諧自然法」）
可惜自西漢起，「以君為本」思想佔據了歷史，「禮義廉恥」的雙向要求關係不再存在，回復到單向只要求人民遵守「禮義廉恥」，放縱了極權，不再講「權修」，不再講人權原則的「法」，不再講權力社會責任的「德」，「禮義廉恥」亦變成了單方面約束人民的工具，《管子》也不再受重視，一直沉睡了兩千多年。
2600多年前的簡單道理，到了現在，反而很多為政者仍然不明白，沒有權力社會責任觀念，弄至民不聊生，挑起民怨，引發騷亂，不自我檢討，反而還要強硬使用暴力遏止，結果一發不可收拾，天怒人怨。千古以來的歷史教訓，政權沒有履行權力社會責任，就會造成社會大亂，永不和諧。現代人又可知有這和諧社會約章「禮義廉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