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提到文化差異，這裏再講一個故事。1990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主持一個中國和印度教育的比較研究。都是貧困農村。中國（1986年）的口號是「一無兩有」──「校校無危房，班班有教室，學生人人有桌椅板凳」，這是「硬件」的最低要求，也是貧困農村的奮鬥目標，是國家政策。
印度，也是1986年，也是貧困農村，也是教育改革，硬件的目標是一塊黑板，稱為「黑板行動」（Operation Blackboard），實際上印度的課堂，絕大多數是沒有桌椅的，學生席地而坐；有些課室甚至只有三面、兩面有牆。
兩國研究員互訪，中國研究員慨嘆說：人家是窮國窮辦法，不見得他們培養出來的學生就比我們差。印度的研究員慨嘆說：你看人家，我們太不講究了。
這顯然是「學校是人家的好」的常態，總是容易羨慕人家的教育。但是深究下去，都是有原因的。
中國的「一無兩有」，不是政府首先提出來的，而是陝西以為老教育工作者權劍琴提出的，代表了老百姓心中認為必須的。一則當時的確有校舍危房倒塌，還傷了孩子；二則大家都認為，每名學生有自己的椅子桌子，是天經地義的事；而當時筆者的確是看到課堂的牆是破裂的木板，孩子的桌椅是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勉強湊合的。看到印度的課室根本沒有桌椅，就覺得很驚訝。
在印度，盤膝而坐，是生活常態。人人如是、天天如是。而且，他們認為盤膝，是最健康的坐姿（也聽過饒宗頤先生講過箇中道理）。
因此，學生坐在地上上課，是最好的安排。也就是說，就算有錢，也不會放在桌椅的設備上面。筆者也曾到過印度城市裏最富裕的、比較西式的學校，也是大部分學生席地盤膝；最後一兩行才有幾張桌子與椅子。在中國，即使是貧苦的農村，也是人人有桌椅，是完全不同的一種考慮。
同是教育 取途各異
為什麼會這樣？當時筆者腦子裏就想。中國和印度，其實都很重視教育。也都有不少的成功人士，是貧民出生的，教育改變了命運。中國，我們周圍都有經過「十年寒窗」而成功的例子。印度，我的教授朋友中，就有是賤民（untouchable）出身的。但是在中國和印度，顯然對於上課、課室、學校的概念，很不一樣。
也就是說，中國和印度，兩個不同的文化，在古代，由於交通的隔離，就各自用自己的辦法教育孩子。兩個國家的教育，都深受西方的影響，中國的學校制度，師承德、美、英，印度則是英國的殖民地。因此表面上課程的概念差異不大，但是在教育實踐中，文化傳統的底蘊就暴露無遺。
後來偶然的機會，讀到Edgar Schein在討論機構文化與領導力，有一個有關文化的定義。覺得很好用：
文化是一個社會群體裏公認的基本假設的格局（pattern）。社會群體在解決適應外界和團結內部的過程中，形成這些認為行之有效的基本假設，而且用以教育下一代，作為觀察、思考和感受的正確途徑。
課室的差異，還只是硬件的差異。這硬件的背後，有一些另外的差異。上面說的學校、課室、上課，其實屬於不同的層次。記得在孟伽羅（Bangalore，現在叫Bangaluru），有一個校長訓練班，裏面有一句「警句」，「有效的校長，應該以考試為導向」（An effective school principal should be examination-oriented.）。筆者的腦子，一下轉不過來，在華人社會， 不是說要反對「應試教育」嗎？那裏卻說，「應試的才是好校長」。
又比如說，印度的教師，普遍認為，每一樣內容，要學生念50次，才算學會（印度的乘數表，一直念到20）。在印度農村，見過一個小小的課室，大約60平方呎（有點像香港的劏房），卻在地上坐滿了20多個7至8歲的小學生。老師非常努力在講，孩子們也非常用心地聽，用力去記；他們那烏黑的頭髮，閃亮的黑眼珠，至今難忘。這些孩子，說不定將來會出一兩個學術奇才，又或者是傑出的商賈。
文化之間 並無高低
筆者慢慢的悟出一個道理：一旦我們承認有文化的差異，就不再可以認為文化有高低；認為有些文化是「好」文化，有些是「壞」文化。
但這是不容易的。人們生活在自己的文化裏面，事物的「對」與「錯」、「好」與「壞」、「美」與「醜」……有了固有的判斷界線，對於人家文化裏面的「對」、「好」、「美」的界線，就會看不慣。容易把人家的「對」，看成「錯」；人家的「好」，看成「壞」；人家的「美」，看成「醜」……上周提到美國電視主持人Oprah的例子，就是這種情形。
看不慣印度人用手進食，大概是認為用手進食很骯髒，而不知道印度人特別注意手的清潔，而忘記了刀叉也有清潔的需要。
特別加上國際上「中心—邊緣」（central-peripheral）的概念，以歐美為中心，總是覺得西方的文化是「先進」的文化，其他的文化都是「落後」的文化。而全球化的影響，以西方為主的、跨國跨文化的企業、機構、商品、媒體，遍布全球，又很自然令人覺得西方文化是先進的象徵。而西方，尤其是沒有跨文化經歷的政客，也會看不慣中國的崛起、印度的進步、伊朗的振興……他們會覺得，「如此落後的文化，怎麼可能成器？怎麼會『先進』？」
後來的實踐，又讓筆者悟出另一點：跨文化的「互借」，是很困難的。還以此為主題寫過一篇文章。比如說，印度的教師相信背誦50次，就會「入腦」，才算學會了；在其他文化裏，就很難模仿。
最深刻的例子，是2009年上海在PISA成績斐然，弄得美國朋友很緊張。筆者也曾經伴過一個美國基金會的聯盟組織，訪問上海。
一時，美國許多州的公立學校校區，紛紛「效法」中國：穿校服、管紀律、設核心課程（common core）。而最實際的是到處設立公共的標準化測驗，所有的州，幾乎無一幸免。中國反對「應試教育」，美國是唯恐考試太少。
深層文化 難以移植
筆者當時就在他們的周年餐會上說：「美國的教育，一定有自己的優點，我不相信任何教育制度沒有自己的優點。不認識自己的優點，如何向前走？」意思是，上海因為她的優點而取得國際比較的優勢。美國一定也是從自己的優點出發，才能發展自己的優勢。隨便模仿上海的具體措施，就像是在陌生的土壤上，移植別處拿來的農作物，難以生長。
相反亦然。至今中國內地還有一種迷思：經濟發達的地方，教育也一定先進。香港有時候也有這樣的趨勢，不論教育哪一個方面，都以為只有西方的好。這裏絕對不是鼓吹排外，並非排斥向外國學習，但是往往只是以傳統心目中的「先進」國家作為學習對象，而錯過了真正值得學習的對象。
內地也的確間有排外的苗頭。尊重自己的文化的同時，把一切外國的東西，都輕易歸為「洋化」，作為批判、掃除的對象。若不斷擴大，很容易變成又一次鎖國。
香港處於中西文化交界，又是難得的華洋雜處的城市。負面來看，是包袱；正面來看，卻是研究文化差異、文化互補、文化滲透的絕無僅有的好地方。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