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法國政治歷來被視為具有先驅性和象徵性，其政治變遷也遲早會影響到其他國家，甚至會在其他國家發生。法國最近發生了甚麼變化呢？極右派政黨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在快速崛起。國民陣線成立於1972年，鼓吹經濟上的保護主義，社會上的保守主義和政治上的民族主義。成立之後，國民陣線一直活躍在法國政壇上，包括參加2002年的總統競選，差點執政。到今天，國民陣線已經成為法國最大的政治力量。
近來，有幾個因素使得國民陣線再次引人注目，也使得人們開始擔憂西方政治的未來。首先，《沙爾利周刊》遭恐怖主義攻擊後，國民陣線意識形態的正確性似乎再次得到了印證，即反對全球化和開放的移民政策。國民陣線認為法國正在遭受穆斯林的攻擊。第二，在外交上，國民陣線認為法國應當退出歐元區，美國不可靠，主張和俄羅斯靠攏。第三，最為顯著的是，這樣一個極右政黨，開始主張原來由極左政治力量才提倡的勞工政策。至少在意識形態上，國民陣線試圖整合極右和極左的力量。這些因素使得國民陣線成為今天法國民眾支持度最高的政黨。
儘管國民陣線能否在法國執政，及其執政後會否把它的意識形態轉化成為實際的政策等，還都是未知數，但人們必須對即使在意識形態層面的變化給予足夠的重視。在亞洲，意識形態在政黨政治中並不重要，亞洲的政治力量往往是先有利益，再去找意識形態來論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但歐洲則相反。
近代以來，歐洲政治就是階級政治，各國政權一直在左右派政黨間轉換，人們已經習以為常。國民陣線使人驚訝的地方不是因為其極右，而是這個極右政黨試圖整合極左的政治力量。希臘、意大利、匈牙利等國也已經出現類似的發展，即左派政權吸納右派力量。在歐洲政治史上，希特勒時代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就是這樣一種極左和極右相結合的政治力量。沒有人會說，歐洲會重演從前的歷史，但這些政治現象的發生，應當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和思考。
左中右都無法解決問題
二戰後，左派佔據歐洲政治的舞台。戰後經濟迅速復蘇，福利制度急劇擴張，隨之膨脹的便是管理福利制度的國家官僚機構。到了1980年代，左派政治難以為繼，政治往右轉。英國的戴卓爾主義是右派政治的象徵，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政策。戴卓爾主義很快擴展到大部分西歐國家。不過，右派政治也同樣產生了很多問題。到了貝理雅的時候，提倡「第三條道路」，既不左、也不右的中間道路。但近年來的政治發展，表明了極左和極右力量趨向結合的趨勢。如果這個趨勢成為政治現實，必然對歐洲乃至整個西方政治產生巨大的影響。
人們可以把這種趨勢稱之為極端主義。極端主義的回歸絕非只是這些政治力量的操作，而是反映了歐洲乃至西方政治的深層問題，也就是今天的西方民主所無能解決的問題。西方政治面臨的困境可以從如下三個方面來探討。
第一是全球化對西方的影響。1980年代以來，西方是全球化的主體和推動者。這一波全球化主要由資本驅動。有幾個主要因素有效推動了西方資本的全球化。首先是西方的產業升級，一些產業需要轉移到其他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其次是福利制度，西方實行高稅收政策，資本試圖通過「走出去」來逃避本國的高稅收。再次是在私有化路線下，西方各國放鬆了對本國資本的管制。同時，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開始實行開放政策，也使得西方資本能夠在海外尋找到巨大的空間。
全球化在為西方國家帶來了大量財富的同時，也導致了收入差異的加大。那些能夠參與全球化的人口（主要是資本）獲取了最大量的利益，沒有能力的人口則成為受害者。同時，全球化也為歐洲國家帶來了大量的移民，包括穆斯林人口。無論是收入差異意義還是種族意義上的社會分化，都給今天的西方社會帶來了無窮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第二是產業結構的變化。首先是產業轉移問題。舊的產業轉移出去了，但沒有新的產業替代。歐洲曾經在世界製造業中佔據重要地位，但今天除了少數幾個國家（德國等），製造業已經不再是歐洲的主要產業。製造業的衰退深刻影響了西方的就業結構。大量人口尤其是年輕人的失業，是西方社會又一個影響社會政治穩定的大問題。其次是產業結構本身的變化。很多國家的產業向金融業和信息產業發展，它們不能產生中產階級。再者，由於技術的進步，一些傳統上能夠為中產階級提供工作機會的產業，也大量縮減工作機會。這使得原來的中產階級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他們的工作要不被資本所「剝奪」，要不被掌握低端技術的底層（包括外國工人）所「剝奪」，原來的生活水準難以為繼。
第三是西方民主制度在經濟、政治與社會的失衡。這可以用簡單的算術來說明。今天的大眾民主最直接的表達就是「一人一票」，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一人得一份（福利）」。但從「一人一票」到「一人一份」的轉換需要條件。如果一人要得一份，前提就是一人需要貢獻一份；如果一人不能貢獻一份，體制就不可持續。矛盾顯現於「一人一票」的民主要保證「一人一份」，因為政治人物必須這樣做，否則就得不到選票，掌握不了政權；但是，「一人一票」根本不能保證一人能夠貢獻一份，或者說，「一人一票」的民主根本就不包含一人必須貢獻一份的機制。這樣的民主難以持續。
在大部分時間裏，西方實行的是精英民主，大眾民主也只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的事情。在精英民主時代，選舉和被選舉權都是有財產限制。誠如馬克思所言，是資產階級的民主。精英民主主要表現為政治階級和資本階級之間的權利分配，後來這種權利才逐漸擴展到全體人口。隨着選舉權的擴展，社會權利，即福利政策，也得以擴展。西方早期的福利政策是極其保守的，主要是為了保護資本利益，通過保護社會而達到社會穩定，因為資本的運作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德國俾斯麥時代出台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保障政策，就是典型的例子。現實地說，社會政策就是富人（往往是資本家）出錢買穩定。
但是隨着民主的擴展，人們對社會政策性質的看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到今天，社會政策被普遍視為是人生而有之的「權利」。這種權利觀的普及對西方民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果要贏得選民的支持，政治人物就必須向選民承諾高福利。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曾經批評，西方的這種民主是「福利拍賣會」，誰出價高（提供高福利），誰得票就多，誰就可以掌握政權。這就改變了政治和經濟之間的平衡。在精英民主時代，因為政治人物大多為資本所推薦和支持（即馬克思所說的「國家是資本的代理」），他們必須考慮到政治和經濟之間的平衡。但是，在大眾民主時代，儘管資本的支持還是很重要，但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考量變成了選票，也就是選民。這使得政治人物急劇向選民傾斜，而對資本不利。
既有福利制度難以為繼
在不能實現一人貢獻一份的情況下，如果資本願意多貢獻幾份，讓那些沒有能夠貢獻的社會成員分享，體制還是可以持續下去。但如果資本不願意這樣做，體制就會遇到麻煩。實際上也是如此。在「一人一票」的體制下，人們往往把自己所擁有的權利視為當然，而且對權利的要求也無度。誰來貢獻一份呢？只有資本才能這樣做。問題在於，資本的本性並沒有改變。資本不願意看到政府通過高稅收，把自己的財富轉化成為社會成員的權利。同時，資本是有能力逃避這種情況的。資本的全球化就是其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在全球化時代，政治和社會是不能流動的，資本卻可以，這使得三者之間更容易失衡。政府如果實行高稅收政策，資本就會跑掉；但如果減少福利，依靠福利而存在的社會就會不滿，政府就沒有合法性。如何維持福利呢？西方有幾個通用的辦法，包括向中產階級徵稅、債務（向老百姓、外國借錢）、犧牲未來（照顧有選票的老人而犧牲沒有選票的年輕人）等。但這些都不是長遠之計。向中產階級徵稅已使得他們苦不堪言，西方各國都面臨中產階級危機。大肆借債已使得西方各國債台高築，到了危險的邊緣。通過犧牲年輕人向老年人買選票，更使得西方年輕人感覺到毫無前途，這也是今天西方年輕人反建制的重要因素。
即使沒有全球化，「一人一票」體制也難以為繼，因為這裏還有資本的動機問題。如果資本所得大都被政府用在福利，依靠福利而生存的社會階層（或者「懶人」）便會愈來愈大，資本所有者就不會有動機去創造財富。
西方的「一人一票」制度發展到現在，產生了如此深層的問題，已經需要引入激進的改革。但談何容易？儘管西方人知道問題出在哪裏，也知道如何改革，但就是解決不了誰來改革的問題。大眾民主很難產生有效政府，因為只要福利和選票掛鈎，通過選舉產生的政府，將沒有任何能力來做犧牲選民利益的改革。
歐洲極端主義的崛起，既是對這種政治現狀的不滿，也是為了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裏，本質性的問題就是要產生能夠解決問題的有效政府。歷史上，只有強人政治才能解決問題。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但強人政治又具有很大的危險性，希特勒的國家社會黨就是明證。如此看來，今天西方世界的政治，再次進入很不確定的時代。
原文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