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看一些香港大學本地生的表現，實在令人不安，他們把童黨欺凌同輩的做法施諸大學的老師校長，粗言穢語，動手動腳，阻礙通道。而最近，可能是他們參加暴亂多了，習慣了破壞，例如在浸會大學，忘了蒙面，還是把校長辦公室的門鎖打破、玻璃打爛，說是表達他們的憤怒。
可是，他們的憤怒沒有道理，而校長不一定必然是學生要見便要應酬，校方支援被拘捕的學生也有一定的做法，不必校長親赴警署擔保，擔保者更應是學生的家人。無論怎樣的理由，都不應該破壞公物。市井流氓或許會這樣暴戾粗莽，不過無賴也開始包裝，但部分大學生竟然相反地以低俗粗暴作為行為準則，這樣的學生，在大學裏接受的是什麼教育呢？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本地大學生的粗暴行為，有一定的制度和結構根源。
一是家庭及學校多是寵溺放任，艱苦求學、勤奮努力的學生幾乎已看不到，禮貌和行為規範更缺，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雙失」，學生的性格發展大有問題。
二是入大學本應讓他們在更大的群體、大學的學術環境裏有所鍛煉、有所學習，可惜香港的大學已變成易入更易出，大學倣效企業化經營，學生是顧客，主要是要討好，教授老師是勞工，卻要嚴加監管，用人的標準是物有所值，便簡單化地用數量指標（論文數目）來衡工量值。教學的評估過於質量性，便淪為次要或可有可無的指標，於是發表數量極多的論文，便成為大學教師的生涯目標、大學的科研目標，教學生便可有可無，而且管理層用低劣的企業管理手段，讓學生去評估教授老師的表現，並以此作為教師升職續聘的考核根據。
在這樣的環境與制度裏，勤奮、懂得自愛的學生還可以自立求學，但是被中學和家庭寵溺過度的學生，一旦脫離了入學考試的約制，哪會主動地學習？教授老師為求學生評分高，便隨便給出高分，學生也懂得利用制度，一方面不讀書，肆意玩耍；另一方面卻逼使老師考試放貼士給高分，他們在大學裏逍遙自在，消耗公帑和自己的青春也算了，可惜血氣方剛卻不學無術，便容易上了政治邪教的當。「佔中」之前只是示威抗議，和平守規矩；「佔中」之後卻愈趨暴戾非法，他們的公義被引導為以破壞制度、傷人害命為目的，近日的掟汽油彈也走上恐怖主義的傾向。
這樣的大學生，對他們自己、對香港社會有什麼價值呢？而更大的問題是，在大學的本地生裏面，他們是佔少數還是佔多數？大學教育是否早已淪陷呢？
大學生活失去原有的教育意義
香港的大學淪陷了。
淪陷的是不少大學生的思想充滿歪理、仇恨，表現在對人、對事的言行上。以最近發生的浸會大學學生記者被警察拘捕事件為例，不少浸大學生竟然衝擊校長辦公室，其後與校方的對話只令人看到他們的粗言穢語、邏輯扭曲、思想混亂，突出的是毫無禮貌，有如無賴。或許他們中間不少便是蒙面參與暴亂的暴民。
「九一八」是中國的國恥，是日本公然侵略中國的日子，侵略是國際社會不容許的，此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各國聯手對抗日本的軍國主義。香港就算在英國殖民地時代都紀念抗日戰爭，標榜反軍國主義。可是，令人憤慨的是，香港大學學生搞的「民主牆」，竟然掛出「慶祝九一八」的直條。「九一八」竟成「慶祝」？慶祝什麼？是慶祝日本侵略中國？
因為港大這些學生反對中國，數典忘祖，便贊成並慶祝日本的侵略。這類的中國人，已經不是內地「精日分子」那樣，而是變成了漢奸賣國。港大學生會的「民主牆」容許這樣的漢奸口號掛上多日，奢言是「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實質卻是賣國、投靠的自由，哪一個社會的大學會公開容許這樣的宣傳呢？
浸會大學變成政治無賴和暴民的溫床，香港大學變成港獨漢奸的培養地，還有中文大學等。香港的大學當然不是所有學生都是這樣，但少數人佔據學生組織，騎劫學生名義，大多數的學生視若無睹，甚或同情容忍，大學當局則處處討好激進的學生，不敢依法處理，不敢批評、譴責學生的胡作妄為，這就變成幫兇從犯。由這些政治無知而又激進的少數大學生主宰着校園文化，這些大學不是淪陷是什麼？
大學一如社會，有制度、有規矩、有道德與文化規範。大學生在大學除了學習受訓考取學位文憑外，更主要是學習做一個負責任的成年人，在大學的小社會生活。當大學變成任意妄為、不守法、不道德的場所，教學必然受到忽視和衝擊。大學生活失去原有的教育意義，反而成為政治宣傳，仇恨言行散播和培育的地方。當大學淪陷，由這些激進學生把持，每一屆新入學的學生便成為他們政治宣傳、政治招募的對象，趁新入學的學生不懂世事，不明大學生活的價值與意義，便容易羊入虎口，脫不掉他們的迷惑和教唆、引導。
大學應該有思想多元化，但是總有一個限制，一是法律，二是道德。漢奸言行與仇恨政治是絕不可容許的，不嚴加禁制，香港的大學便會一直淪陷下去。
原刊於《東方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