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篇與時事有關的本欄文章，收到一位舊學生來信，說：「你用的是族誌式的觀察。」切中了筆者的觀察態度，在此與讀者分享，也算是自我剖析。
筆者做博士論文的時候，研究的是在1980年代初香港教育決策的過程。在當時，研究教育政策，大都從宏觀數據入手，研究學生人口的流程、教育投資的回報、教育體系的內部效益、外部效益、教育的經費來源等等。這對於一個讀數學的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
質性研究 現場體驗
但是，這些都是理性分析。當時西方的學術界，已經開始有冒起的方向，認為決策的過程，不一定是完全理性的。最著名的是Charles Lindblom，他以美國作為藍本，認為決策過程包括（理性）分析與政治兩大元素。而諾貝爾獎得主Herbert Simons，更是認為人類最基本的決策，並非如韋伯提出的「選擇最優方案」的理性過程。後來又被Graham Allison的“Essence of Decisions”吸引了，用三種不同的故事（模型），都是有根有據、言之成理的論述，分析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更加覺得，我們的所謂「理論」（簡單說是對事物的理解），是可以多元而同時成立的。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
這就引起了筆者在港大開立一門「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的課程。當時在香港還算是初生的課程。1987年，經過當年教育規劃泰斗Philip Coombs的介紹，接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一個項目，到中國做政策研究。背景是中國改革開放不久，1985年剛頒布「教育體制改革」的政策，重點在財政與行政下放，從中央下放到鄉（鎮）。國際機構很想知道，改革對於基層的教育，會是怎樣的影響。
因為受了上述的影響，決定在宏觀數據計算以外，到基層農村作實地調查。結果選了遼寧，用了六個星期，研究了金州和凌源，一富一窮兩個縣。報告其實並不太大，卻反應不錯；接着而來的如世界銀行項目，申明要用類似的方法。
遼寧的研究，其實已經用了不少族誌式（ethnographic）的意念。可以這樣解釋：假如我們來到一個毫不認識的部落，一名族員前來不輕不重地摑了一下你的臉孔，你會不明所以。為什麼？因為你不知道這是表示友好？還是敵意？因為用你熟悉的框架，是無法理解的。要明白這個動作，必須明白這個部落裏面的文化、語言（包括動作語言、身體語言）、習慣、人際關係、社會結構等等。
假如沒有這種準備，覺得「你為什麼摑我」，甚至怕傷害而擋開，又甚或惱火：「幹嘛碰我？」就很容易把對方的動作看成敵意；而你的反應，也很可能引起對方的反感，「我是歡迎你，你幹嘛不領情？」
在學術性的研究裏面，這種情況的出現，太多太多了。並非說一定會引起敵意，而是採集了許多數據，其實還不知道研究對象是怎樣想的。因為數據的種類和性質，或者是問卷裏面的問題，都是根據研究者的框架而設計的。到頭來，只是拿了研究者需要的東西，但卻沒有真正知道被研究者的真實思想。又或者是拿到了數據，研究者的理解，與被研究者的理解，完全不一樣。數據沒有錯，但是研究者的分析，也許是一種誤會。
族誌思維 設身處地
舉一些例子。1989年，UNICEF與UNESCO有一個聯合項目，在四個國家研究基礎教育的素質。筆者主持中國分項，取了浙江從富到窮六個點。問卷作背景調查，其中一項是農戶收入。根據省的教育廳的意見，分為五檔，最高是人民幣2000元以上。問卷回收以後，發覺85%的農戶超過2000。因此就失去了把農戶經濟收入分類的可能性，這個數據就等於失去了作用。
究其原因，就是在杭州生活的，不知道農村的變化。後來到了窮的村裏，他們說，「我們這裏，兩三年前就超過2000了！」說明，研究者的框架，不符合實況的框架，因此拿了數據，也掌握不了實況。
1997年，在哈佛任教，一位博士生，做教育經濟學，手頭有中國兩個省的人口普查數據。但是數據的含義，讓他有了疑惑。比如說，兄弟姐妹，不是說「一孩政策」嗎，為什麼有些會填上有三四個兄弟姐妹？又比如說農戶收入，也弄不清楚是稅前還是稅後（當年還有農業稅），也不知道算不算上交的農作物。跟他商量之後，他回到中國，選了兩個村，耽了兩個月，與農民一起生活，那些數字背後的故事，就完全顯露出來了。
另一個例子。1989年，世界銀行中國窮省貸款的前期研究，陝西漢中的冬天，零下五度。孩子都穿着厚厚的棉襖，流着鼻涕，冷得發抖。來自南美哥倫比亞的團長認為這屬於是人類基本需求，因此決定資助每個教室一座暖爐。後來計算下來，爐、煤、煙囪，要滿足幾十萬個教室，已經超支，沒有成事。翌年，剛好有機會回到同一個地點，問當地人是否有點可惜，答案是：「我們根本就不覺得那是一件急事。冷天哪有不流鼻涕的？我們都是這樣過來的。」可見，同樣的境況，當地人與外來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感受與闡釋。
還有，在貴州一個苗族自治區，男孩入學率接近100%，但是女孩入學率奇低。當地的研究，說原因是「重男輕女」、「早婚」、「家長思想落後」。我們進了苗寨家訪，卻發覺家家的女孩，很小（七、八歲）就學刺繡。刺繡的成果，是她們的才華的象徵，是戀愛找對象最基本的本錢。入學，就等於是剝奪了她們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而以當時純粹的農業經濟，入學、升學、學歷，對於苗寨的家庭，沒有實際的意義。家長想的，與外來專家想的，很不一樣。問題弄清楚了，也許方案更難找；不過起碼不會錯怪家長，而需要改變策略。
上面的例子，旨在說明族誌式研究的重要性。其特點，就是從研究對象的角度，設身處地了解他們的觀點、視角、文化、框架。這裏，就要撇開是否同意對方，而是要真實地了解對方。
青年心態 不甚了了
回到現實，本欄曾經引述歐洲朋友，說他們的青年，關心的是氣候，而不是本身的切身利益。剛好上周末德國的示威遊行，就是一個好例子：為了氣候。
香港的青年，在想什麼？近幾年聽過筆者講座的大概都會記得，筆者一直認為，我們20世紀出生的人，安居、樂業、穩定、保障，是希望的基調。21世紀出生的，講究的是突破、掙脫、創新、變動、出位。但想不到會出現今天香港的情況。現在上街的青年，絕對不是少數，但是看來類別很多，參加的程度也很不一樣。但是似乎都符合上述的心態。起碼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把不同程度的青年，通通列為「暴徒」、「廢青」，是沒有經過研究分析、省力的政治言語，既不能反映參與抗爭的眾多年輕人的心態，也傷害了大多數。
第二、把年輕人的不滿，歸咎於經濟因素，以為他們的訴求，是由於經濟困境（上樓、收入、物價……），也許是一種很不幸的誤會。因此強調經濟的下降、繁榮的破壞，甚至遷怒地產商，也許是嚴重的捉錯用神。
一個涉及一大批年輕人的運動，起碼包括七八種類的心態。但是到底他們是因何參與？現在又有什麼期待？他們對政治口號的理解是什麼？其實大家都不大了了。不論支持還是反對，人們給政治口號遮蔽了，妨礙了他們對口號後面的思想的追尋。設身處地運用族誌式思維，了解運動中的年輕人的思想，也許是當務之急。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