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每到周日，就會有「光復」行動，示威者反對水貨客及要求取消「一簽多行」政策，認為這些內地訪港遊客使街道、商場造成擁擠，導致生活不便。2014年內地訪港遊客多達4,700萬人次，使用「一簽多行」遊客有1,500萬人次，根據呂大樂教授從已知數據分析和估計，水貨客可能只佔據其中300萬人次，計算起來只是五分之一比例。即使收緊「一簽多行」、打擊水貨客，亦不能有效解決當前面臨的情況。
過分生產增加社會成本
無論是水貨客、「一簽多行」、或是自由行所帶來的利弊，能否從經濟學中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ies）討論？
傳統的例子，河上游的工廠污染河水，導致河下游的漁夫漁獲減少；工廠污染河流的社會成本沒有計算在工廠的生產量和盈利裏，從社會整體來說，工廠因此過分生產。當然，筆者不是說水貨客、或「一簽多行」、自由行的旅客是污染，但把「界外效應」應用在這裏，就是說由於街道容量有限，如果商舖老闆沒有把對居民生活的影響，也打進商舖的生意額和盈利的計算中，從社會整體來說，也很有機會是過分生產。解決「界外效應」最簡單的方法是，如果上游工廠和下游漁夫其實是同一個老闆，結果不會是工廠完全停工，但生產量和污染量終歸會找到一個平衡，使漁獲不致大受影響；同樣，如果商舖老闆和居民是同一個身份，居民不會要求完全沒有旅客或水貨客，而是會致力找一個平衡，既減少旅客太多的騷擾，亦不會大幅削弱生意額。
以稅制法規定遊戲規則
以上例子顯示當中其實牽涉分配問題，叫停「一簽多行」與自由行就等於叫工廠停工，不一定是社會最大的利益。如要從市場機制解決「界外效應」問題，就必需要界定權利，工廠是否有污染河流的權利，如果有，漁夫就要付錢工廠去減少生產；如果沒有，工廠就要和漁夫分利（方法包括向工廠抽利得稅等，用來補償漁夫，類似現時碳市場（Carbon Trading）的總量管制和交易（Cap and Trade）。
至於如何界定權利，即遊戲規則，這非經濟學能解決的範疇，而是必須透過政治磋商來決定；由是觀之，政府決策過程應以界定遊戲規則為首要，不充分考慮這問題，而採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誰人大聲就應付誰的短暫需要，長遠問題只會惡化。面對着區域融合所帶來的種種矛盾，單單多建邊境購物城，或是所謂擴充旅客接待量（如多起酒店），都不見得可以長遠解決問題。筆者建議，要把目光放遠，認真探討商舖和居民之間的權利界定，透過稅制和法規，更有效地分配成本和效益。
原載於《iMoney》，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