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韻的女郎,與女郎的海韻

徐志摩感到這種抗爭方式,無論得與失,都遠離他愛與和平的信仰極遠。徐志摩開始意識到這種抗爭方式,無論得與失,並沒有為社會不公可以改變多少。

那「單身的女郎」到底是誰?只因一次空難意外,這問題的答案亦隨着徐志摩長埋黃土。徐志摩在1925年寫了〈海韻〉這首新詩,於同年8月17日登在《晨報·文學旬刊》。不久在1927年,趙元任將這首詩譜成合唱曲,自此這首合唱曲〈海韻〉便成為華人合唱界經常演出的曲目,而這女郎是誰,亦一直成為懸案。

徐志摩英年早逝,胡適為徐志摩寫悼文,〈追悼志摩〉文中提到「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愛護的學生」,可見徐志摩也是新時代新青年,對建立一個民主的新未來充滿熱忱。在1923年,梁啟超、胡適、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林徽音等人,在北京創立了新月社,作文人聚會、議論時政,逐漸發展成為一個議政平台和媒體,辦報刊、辦雜誌、以及辦書店,為探索新時代打開一扇窗。

徐志摩生於清末,長於民國,那正是大時代的轉變當中。民國成立至1925年,在短短十數年間,已發生了南北議和、北洋政府成立、洪憲稱帝、張勳復辟、五四運動、直奉戰爭,都是圍繞在權力爭奪的雄性鬥爭之中,但權力與社會到底是一個什麼關係,卻十分模糊,社會不公現象仍十分普遍,貧富懸殊、平等自由等人權問題仍然嚴重,加上內憂外患、戰火不斷,民族仍然受着命運的折騰。到了這時,徐志摩開始有些轉變,開始冷靜下來。他這一兩年間的幾篇文章,〈北戴河海濱的幻想〉、〈自剖〉、〈再剖〉等,可以借來探討一下他此時的心態。

徐志摩在大時代下的心態轉變

徐志摩在〈自剖〉中提到,「屠殺無辜,還不是年來最平常的現象。自從內戰糾結以來,在受戰禍的區域內,那一處村落不曾分到過遭姦汙的女性、屠殘的骨肉、供犧牲的生命財產?這無非是給冤氛團結的地面上多添一團更集中更鮮艷的怨毒。再說哪一個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濃濃的染着Martyrs的腔血?俄國革命的開幕就是20年前冬宮的血景。只要我們有識力認定,有膽量實行,我們理想中的革命,這回羔羊的血就不會是自塗的。所以我個人的沉悶決不完全是這回慘案引起的感情作用」。

清朝滅亡,帝制已經結束,但社會上仍然發生那麼多悲慘的事,並不因為換了皇帝下來便有所改變。徐志摩有他「理想中的革命」,與很多人一樣,就是建立一個愛與和平的國度,人人自由快活地生活。他看見彼岸,只是由這裏到那裏,到底路怎樣走,如何踏出平等自由的一步,也與很多人一樣,仍是茫無頭緒,「德」先生和「賽」先生可望而不可即。徐志摩已深深感受到很多問題並不是個別事件,而是一個民族性的問題。

〈北戴河海濱的幻想〉中說:「過去的實在,漸漸的膨脹,漸漸的模糊,漸漸的不可辨認;現在的實在,漸漸的收縮,逼成了意識的一線,細極狹極的一線,又裂成了無數不相連續的黑點……黑點亦漸次的隱翳?幻術似的滅了,滅了,一個可怕的黑暗的空虛……」

清朝滅亡後,在西方思潮的衝擊下,知識分子都以為可以為民族甦醒帶來一絲希望。數千年禮制的結束,「過去的實在」以為可以告一段落,可惜禮制的幽靈仍然潛藏在禮教的深處,禮教專制的魔魘,仍然籠罩着大地,促使一步一步地又走上禮制的回頭路,使「現在的實在」逐漸成為泡影。《家》、《春》、《秋》寫出了民族的悲涼,但「三綱五常」又豈只是激流中的小說題材,在現實生活裏,最難將息的,就是這三部曲一直還未唱完。「上尊下卑」等級觀念所潛藏的父權思想,釋放了雄性的專橫及唯我獨尊。權力的追逐及權力的依附,權力的固執及權力的倚傍,加上自我自大及自私自利,形成各種病態。

〈再剖〉便說:「我恨的是這時代的病象,什麼都是病象:猜忌、詭詐、小巧、傾軋、挑撥、殘殺、互殺、自殺、憂愁、作偽、骯髒」。

以暴制暴 與徐志摩心中理想距離極遠

徐志摩不能忍受,充滿熱血的青年當然更加不能忍受,面對社會的不公義,唯有向權力申訴,政權沒法解決,還加以壓制,熱血青年唯有走上街頭,向社會發出呼聲。深層矛盾沒法解決,導致表面衝突升溫,強權的雄性鎮壓,只會刺激起抗爭者以雄性手法反抗,雄雄相鬥,以暴力對抗暴力,吃虧的只有是弱勢的抗爭者。在〈翡冷翠的一夜〉中,徐志摩一再表白:「愛,你永遠是我頭頂的一顆明星」。徐志摩感到這種抗爭方式,無論得與失,都遠離他愛與和平的信仰極遠。徐志摩開始意識到這種抗爭方式,無論得與失,並沒有為社會不公可以改變多少。

〈北戴河海濱的幻想〉中,徐志摩感歎地說:「青年永遠趨向反叛,愛好冒險;永遠如初度航海者,幻想黃金機緣於浩渺的煙波之外:想割斷繫岸的纜繩,扯起風帆,欣欣的投入無垠的懷抱。他愛搏狂瀾:為他的莊嚴與偉大,亦為他吞噬一切的天才,最是激發他探險與好奇的動機。他崇拜衝動:不可測,不可節,不可預逆,起,動,消歇皆在無形中,狂飆似的倏忽與猛烈與神秘。他崇拜鬥爭:從鬥爭中求劇烈的生命之意義,從鬥爭中求絕對的實在,在血染的戰陣中,呼叫勝利之狂歡或歌敗喪的哀曲」。

徐志摩在1925年前一年與友人到北戴河,偶爾獨個兒對着大海,看得發呆,心情已不再澎湃,正如在〈北戴河海濱的幻想〉中說:「我的心靈,比如海濱,生平初度的怒潮,已經漸次的消翳,只剩有疏鬆的海砂中偶爾的迴響,更有殘缺的貝殼,反映星月的輝芒」。此時的他,有如退潮的海邊,他心中的星星是那麼遙遠,和平的憧憬像貝殼碎片殘缺不整。

1925年這一年,其實社會抗爭不斷升溫,觸目的就有北京女師大風潮及上海五卅慘案,也是徐志摩這年來關注的兩三件事。徐志摩在〈自剖〉中這樣記述:「五卅事件發生時我正在義大利山中,採茉莉花編花籃兒玩,翡冷翠山中只見明星與流螢的交喚,花香與山色的溫存,俗氛是吹不到的。直到7月間到了倫敦,我才理會國內風光的慘淡,等得我趕回來時,設想中的激昂,又早變成了明日黃花;看得見的痕跡只有滿城黃牆上墨彩斑斕的『泣告』」。在這樣淒風苦雨的時勢下,徐志摩又怎會有心情寫詩來歌頌少女的舞姿呢?而他寫下〈海韻〉,卻又是真的寫出他的心情。

徐志摩並不是叫年輕人放棄追求公義和理想,只是希望年輕人不要再用用處不大的方式爭取,不要再作無謂的犧牲,不要變質。(Wikimedia)
徐志摩並不是叫年輕人放棄追求公義和理想,只是希望年輕人不要再用用處不大的方式爭取,不要再作無謂的犧牲,不要變質。(Wikimedia)

〈海韻〉

詩:徐志摩

「女郎,單身的女郎,
你為什麼留戀
這黃昏的海邊?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回家我不回,
我愛這晚風吹!」
在沙灘上,在暮靄裏,
有一個散髮的女郎……
徘徊,徘徊。

「女郎,散髮的女郎,
你為什麼彷徨
在這冷清的海上?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你聽我唱歌,
大海,我唱,你來和!」
在星光下,在涼風裏,
輕蕩着少女的清音……
高吟,低哦。

「女郎,膽大的女郎!
那天邊扯起了黑幕,
這頃刻間有惡風波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你看我淩空舞,
學一個海鷗沒海波!」
在夜色裏,在沙灘上,
急旋着一個苗條的身影……
婆娑,婆娑。

「聽呀,那大海的震怒,
女郎,回家吧,女郎!
看呀,那猛獸似的海波,
女郎,回家吧,女郎!」
「啊不!海波他不來吞我,
我愛這大海的顛簸!」
在潮聲裏,在波光裏,
啊,一個慌張的少女在海沫裏……
蹉跎,蹉跎。

「女郎,在哪裏,女郎?
在哪裏,你嘹亮的歌聲?
在哪裏,你窈窕的身影?
在哪裏,啊,勇敢的女郎?」
黑夜吞沒了星輝,
這海邊再沒有光芒!
海潮吞沒了沙灘,
沙灘上再不見女郎,
再不見女郎!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6pzakjUJeTk

政權更替 社會本質依舊 年輕人仍覺無力

清朝滅亡,雖說已經建立共和,有了民主建政的形式,但是,新政權雖有分權的約束,但亦差不多全盤繼承了過往帝制王權幾乎等同的權力,同時亦承襲了人民自生自滅的生活傳統。到底政權與社會應該是一個什麼關係,卻探討得甚少。革命只帶來外表形式的改變,社會本質上改變並不多。民族本來充滿初陽的憧憬,卻在十數年間,變得日暮消沉,有如「黃昏的海邊」。從那「單身的女郎」身上,可以看到年輕人的身影。年輕人為公義發聲,在舊社會中,他們變得疏離,變得孤單。在禮教等級森嚴的社會,對一般人來說,他們要對勢力倚賴,生活沒法保障,公義只是一種幻影。年輕人希望改變而又變不了的無力感,只能繞在權力的外圍「徘徊,徘徊」。

年輕人的直率,最初以為發出理性的聲音,像「少女的清音,高吟,低哦」,便會得到回應,但是既得利益者是聽不入耳。面對強權的制度暴力,口頭譴責是沒有用,書生式花拳繡腿般的反抗,也是徒勞,因為整個承襲自過往的權力架構並沒有改變,反而只會招來「這頃刻間有惡風波」。年輕人並不加以理會,還「凌空舞」地作肢體抗爭。徐志摩一次、兩次、三次、四次的希望他們回家。「那大海的震怒」開始了,「猛獸似的海波」終於吞噬過來。年輕人面對着權力並不退縮,但又不知如何有出路,就像「一個慌張的少女」,不知所措,只有「蹉跎,蹉跎」。

「黑夜吞沒了星輝,這海邊再沒有光芒」,波濤洶湧過後,什麼也沒有了,只剩下一片漆黑。「沙灘上,再不見女郎,再不見女郎」。徐志摩只恐怕連有朝氣、有理想的年輕人也消失了,都墮入雄性暴戾及魯莽的深淵,都把愛與和平的原則拋棄掉。

〈北戴河海濱的幻想〉中感慨,「幻象消滅是人生裏命定的悲劇;青年的幻滅,更是悲劇中的悲劇,夜一般的沉黑,死一般的兇惡」。其實理想並不是幻象,只是追求理想又不知如何走出這條路,才是幻象。徐志摩並不是叫年輕人放棄追求公義和理想,只是希望年輕人不要再用用處不大的方式爭取,不要再作無謂的犧牲,不要變質。他在〈自剖〉中這樣對自己說:「不,我還得往更深處挖」。希望再認識社會,認識民族,了解權力,用理性來駕馭雄性。但是想是這樣想,徐志摩也流露出他的無力感,他只怕民族又回到黑暗時代中。「然可怖的黑影,倦與衰與飽饜的黑影,同時亦緊緊的跟着時日進行!」

平等自由的民主思想是普世的

當時,新月派對社會上的抗爭感到不安,往往暴力收場,一方面譴責當時政府的制度暴力,一方面也不支持抗爭者的衝擊行為。在1929年《新月》雜誌上,胡適發表了一篇〈人權與約法〉,呼籲:「我們要一個約法來規定政府的權限:過此權限,便是『非法行為』。我們要一個約法來規定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的保障」。希望加強法治,加強制度性保障,追求一個結構性的改變。其實中國人爭取人權平等自由,並不是新鮮事物。只緣身在歷史的洪流中,只有隨着渦流的轉。

新制度只是換上了新衣,然而禮教的「三綱五常」已化作DNA,一時之間是難以覺察,只有細心留意它所突出的雄性專權特性以及等級歧視,才會發覺它的存在。歷史的沉澱,時間的衝刷,那怕是100年,2500年,甚至5000年,歷史留痕會逐漸呈現。從重新找回中國古代「以人為本」理念後,可以了解西方平等自由的民主思想並不是純西方,而是普世的,是跨民族跨文化的,是一種返回人層面的平等訴求。

歐洲在文藝復興前有過一段千多年的黑暗時期,其實普世都曾經進入過一段漫長的帝制黑暗時期,只是西方比其他國家早了數百年甦醒,找回「以人為本」,並找回雌性的慈愛,自覺重生(Renaissance)及重新啟蒙(Enlightenment)。不錯,雖然西方仍然帶有雄性的表現,畢竟,啟蒙時代仍然在進行中。我們應該從「以人為本」基礎去理解西方思想。

普世都曾經進入過一段漫長的帝制黑暗時期,只是西方比其他國家早了數百年甦醒,找回「以人為本」。(Pixabay)
普世都曾經進入過一段漫長的帝制黑暗時期,只是西方比其他國家早了數百年甦醒,找回「以人為本」。(Pixabay)

近50年過去,在1974年,莊奴為〈海韻〉寫出新篇,並由古月作曲,作為同名電影〈海韻〉的主題曲,由鄧麗君主唱。

〈海韻〉新篇

詞:莊奴

女郎,你為什麼獨自徘徊在海灘?
女郎,難道不怕大海就要起風浪?
啊!不是海浪,是我美麗衣裳飄盪。
縱然天邊有黑霧,也要像那海鷗飛翔。

女郎,我是多麼希望圍繞妳身旁。
女郎,和你去看大海,去看那風浪。
啊!不是海浪,是我美麗衣裳飄盪。
縱然天邊有黑霧,也要像那海鷗飛翔。

女郎,我是多麼希望圍繞妳身旁。
女郎,和你去看大海,去看那風浪。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0n-8bFshPq4

新世代下 一切將來得自然

莊奴心中的景象並沒有徐志摩那樣灰暗,筆下那位女郎更加勇敢和堅強,不同的是,新時代的女郎不再像過往那樣自我,她認識風暴,能夠順着自然駕馭風勢,「縱然天邊有黑霧,也要像那海鷗飛翔」,還充滿自信的說:大海所翻起的,「不是海浪,是我美麗衣裳飄盪」。

上世紀90年代初,海峽兩岸之間仍維持着廣播戰,一邊仍然嚴防境外文化入侵,一邊則用軟攻勢,間中會播放鄧麗君的歌。鄧麗君嬌柔甜美的歌聲,便在大陸捲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小鄧的歌聲,忽然風靡大地,那還了得?結果引致一段時間,嚴禁小鄧的歌在國內流通,但又怎禁得了,最後事情怎樣亦人所共知了。鄧麗君就用她溫柔的一面,翻起了她那一襲「美麗衣裳」。自此,鄧麗君亦經常在音樂會上演唱她的〈海韻〉。

中國人受了多個世紀的禮制束縛,習慣了「以君為本」思維,如今找回昔日「以人為本」文化,可以解開心結,不用再疑慮這是一種外國文化入侵。再由「以人為本」去反思「以君為本」,一切的變便會來得自然,可以不用再像「一個慌張的少女在海沫裏……蹉跎,蹉跎」。

曹鴻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