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學「神科」PPE課程 集哲學政治經濟於一身

牛津PPE課程兼具「神科」的地位及與時並進的職業訓練元素,因此由成立至今,牛津PPE畢業生都在英國乃至全球政壇叱咤風雲:緬甸國務資政昂山素姬、前英國首相卡梅倫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拉拉。

每一次親友問起大學修讀的學科,我都頭疼不已。

「我讀PPE。」

「?」

「我讀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即是哲學、政治、經濟。」

「噢,讀政治?小心被西方學府洗腦!」

「讀哲學?好高深啊!」

(下省3000字對白)

究竟PPE這門神秘的學科是什麼?俄國革命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時局動盪、社會變遷。有見及此,牛津大學於1920年代設立PPE,希望培養了解當代社會的人才,為英國及大英帝國政府服務。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牛津PPE課程一直停滯不前,到1960年代全球示威政治抬頭,PPE課程依然局限於傳統的課題,極少探討貧富懸殊與社會運動等重要社會現象。牛津大學於1970年代以後不斷改革PPE課程,務求與時並進。事實上,現在牛津PPE的課程緊貼時局,政治學的課題包括民粹主義及極端主義,經濟學亦聚焦於近十多年的經濟狀況,以傳統理論分析2008金融風暴、2010歐債危機,乃至2016的脫歐公投。

多位名人是PPE畢業生

現時的PPE課程結構如下:

1.     第一年的PPE課程分成三個部分──南美洲哲學包括邏輯學、一般哲學及倫理學;政治學包括政治哲學及經驗政治學;經濟學包括微觀經濟學及宏觀經濟學。

2.     第二及第三年的PPE課程容許學生專修哲學、政治學及經濟學其中兩項,我未來兩年將會專修政治學及經濟學,並會在核心及選修科目中選取八個課題。

有意見認為,牛津PPE課程兼具「神科」的地位及與時並進的職業訓練元素,因此由成立至今,牛津PPE畢業生都在英國乃至全球政壇叱咤風雲。緬甸國務資政昂山素姬、前英國首相卡梅倫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拉拉,都曾經或正就讀牛津的PPE。說來有趣,即將升讀三年級的馬拉拉是我的Facebook朋友呢!的確,PPE畢業生深諳政治及經濟基礎理論,兼具哲學的歸納能力及批判思維。因此,相比其他學科,PPE畢業生的公共領域知識更廣博,亦更能綜合及分析大量的資料,自然適合從政。

三類抨擊牛津PPE的聲音

不過,近年民粹主義在西方發達民主國家興起,職業政治家及各行各業的傳統精英均受到嚴重的打擊。英國政治評論家Nick Cohen直言牛津PPE畢業生是備受鄙視的傳統管治階層。這種跡近嘩眾取寵的說法有待商榷,不過,無可否認,社會上有不少抨擊牛津PPE的聲音,這些抨擊可以歸納成三大類別:

第一,有人認為牛津PPE透過政治學及經濟學培養管治人才,由上而下地鞏固英國政府的政權,卻忽略了社會學、人類學等的領域,因而窒礙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

第二,有人認為牛津PPE內容浮淺,甚至有同學說PPE是PPEasy,雖然牛津PPE培養了一代代口若懸河的通才,但其畢業生缺乏紮實的專業知識,導致英國近十年的政治及經濟危機;

第三,有人認為牛津PPE散播偏頗的意識形態,對英國人而言,牛津PPE的畢業生傾向中間偏左的政治立場,從香港人的角度來看,牛津PPE的畢業生信奉西方自由民主的理念,缺乏對社會主義及儒家文化的認識。

作為現屆牛津PPE的本科生,我認為第一類的抨擊有失公允,因為任何學科都有其局限,而成立牛津PPE的初衷確是為了培養服務英國政府的管治人才,而非社會運動的發起人。因此,我認為第二類的抨擊更一針見血。2008年金融風暴後,英國政府推行緊縮財政政策,令經濟更低迷,至今仍未完全復甦。2016年牛津PPE畢業生卡梅倫舉行脫歐公投,留歐陣營敗北,導致卡梅倫引咎辭職以及漫長的政治危機。

英國危機源於政治制度

然而,我認為英國的經濟及政治危機源於英國媒體及其政治制度,反而教育制度的影響微乎其微。經濟學者 Simon Wren Lewis 指出,2013年時,經濟學界普遍認同緊縮政策弊大於利,然而媒體依然為緊縮政策吶喊助威,誤導選民,政客為了滿足選民,繼續實施緊縮政策,最終延遲了經濟的復甦。媒體在脫歐公投所扮演的角色更是眾所周知。

其實,牛津PPE雖然涉獵甚廣,然而在1970年代開始已經容許學生在第二、三年專修其中兩科,因此畢業生應該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此外,正如我12月17日的文章所言(懷疑與學問──牛津輔導制親體驗),牛津的輔導制非常嚴謹,即使學生三科並修,依然會在牛津學者教導下打下無比堅實的學術基礎。再者,英國政府又怎會沒有各種的技術官僚,在設計政策時為偏向通才的政客出謀獻策?因此,我堅定相信英國的危機與牛津PPE無直接關係。相反,我懷疑英國的零和選舉制度及政治制度令不少選民受到邊緣化,加上長期受傳媒的影響,於是在脫歐公投中支持脫歐以表達對現行制度的不滿。

至於第三類的批評,我可謂身同感受。首先,不少政治學學者的立場似乎都是中間偏左,我更是從沒有遇過相信極右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的學者或學生。不過,我認為這是整個西方學界的趨勢,並非牛津PPE獨有的現象。更值得探討的,是牛津PPE偏重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現象。具體而言,牛津的哲學以分析哲學為主,政治哲學側重民主自由等理念。就政治哲學而言,七個課題中有四個與西方自由思想有關(權利、自由、言論自由及家長式管治),有兩個涉及西方民主思想(民主、公民社會),餘下的一個課題是共產主義。

話雖如此,牛津的導師從來不會試圖影響學生自身的政治立場,亦即學生可以在論文中批評民主或者支持收緊言論自由。

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響,牛津經常發生遊行。(Oxford mail)
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響,牛津經常發生遊行。(Oxford mail)

不過,牛津PPE對其他地方的哲學及政治思想的忽視,難免有管窺蠡測之嫌。從歐陸哲學到儒家的政治思想,牛津PPE的第一年的課程基本上隻字不提,縱使第二、三年可以揀選有關的選修科目,一般修讀人數也較少,不容易開班。不過,從好處想,香港學生本身必然對儒家思想及其他的東方哲學及政治哲學有一定認識,若能在牛津PPE課程中吸納西方的思想養份,反可以融會貫通、學貫東西。

牛津PPE在時局動盪之際出現,歷百年而不衰,盛產治國之能臣,雄霸英國政壇50年。當下似乎勢疲力衰,然而每年報讀的人數一直高企。依我之見,牛津PPE將如1970年代般迎來新一輪的改革,深化學生對脫歐、民粹主義等現象的認知,與時並進、浴火重生。無論如何,以後若有親友問起究竟PPE是什麼,至少灼見名家這篇文章可以為我省卻不少唇舌。

作者簡介

現於牛津大學修讀哲學、政治、經濟,為香港卓越獎學金得獎者,畢業於聖保羅男女中學,於2018年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IB)考獲45分滿分。對中港及國際政經議題感興趣,曾於葉劉淑儀議員辦事處、容海恩議員辦事處及智經研究中心實習,曾任牛津大學中國論壇的國際關係研討小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