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立法會被衝擊和破壞，可以說是香港有史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在熒幕眼看肆無忌憚的暴力任性地發生，很少人不心痛。當時和事後，有不少為暴力開脫的言論。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無論如何無法接受。抱着政治鬥爭的目的和心態，可以有種種原因和動機，要為暴力開脫；又或者把暴力衝擊與和平示威綁在一起，不願「割席」。那是政客們鬥爭策略的考慮。從教育工作者的角度看來，那只不過是政治博弈的短暫行為。我們考慮的，是對青年和社會的長期影響。
而這些長期影響，正是教育工作者最關心的。這是筆者從事教育50多年以來，逐漸悟出來的原則。政治的博弈，是短期的，是可以瞬息變化的；那是政治動態的特徵。如果教育也隨着政治氣候的起伏、政治力量的博弈、政治標準的變幻而隨波適應，就會犧牲了有長遠影響的教育目的。
難道因為一時的政治需要，就要告訴學生：「只要你認為自己是正義的，你就有權使用暴力，你就有權破壞？」我們的教師，我們的家長，會允許嗎？有任何社會，會允許嗎？也請問我們相當沉默的法律界朋友，這是你們的觀點嗎？
對不起！教育有社會賦予的自己的使命。不可能根據政客甚至政府短視的、飄忽的政治目的而改變教育的原則。此其一。
教育：不能跟隨短命的政治博弈
2014年的「佔中」，後來有一項調查，說明當時的教師非常專業。首要是照顧學生的安全。其次是與學生密切聯繫，照顧他們的情緒。但是都很明確不會以個人的政治取向去影響學生。當時，大多數學校都有響應罷課的學生，多的甚至一二百人。學校都是拿了家長的簽署，另闢地方安頓罷課的學生，其他活動照常。但是只維持了一兩天。
值得注意的是，學校都是自發地，或者通過互通訊息而做出決定的。請問，有哪一個社會的教師和校長，可以如此專業地處理複雜的政治環境？不是我們的教師政治冷感，而是他們有更長遠的使命。
這次，當然還來不及作大面積的調查，但是廣泛徵詢的結果，響應罷課的寥寥可數，固然是考試季節，但是罷課沒有一個充分的理由。這與後來的阻塞道路、阻塞地鐵，是一樣的。
社交媒體有一些片段，譴責教師、譴責校長，有些很可能是僅有的極少數事件，但大多數並不能說明教師和校長有什麼刻意的政治目的。在歷次大遊行之中，相信一定有大量的教師，根據自己的政治信念和對時局的理解，參與遊行。他們與其他市民沒有分別。但是參與暴力衝擊的，很難找出一個半個教師。說教師帶領學生遊行，在香港教育界，是不可思議的；既違反了《教師專業守則》，也違反了香港教師的專業文化。
以上這些，相信不是筆者在粉飾太平。只要問問周圍的教育界人士，就可以知道大概。
教師：應該讚揚他們謹守崗位
在嚴重的社會事件之中，把教師說成是違法行為的根源，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是沒有調查，不顧事實的無理推導。這也是對香港廣大教育工作者的侮辱。相反，我們應該感謝廣大的教師，在複雜的政治風波中，堅守崗位，不為所動。把廣大教師作為責難的對象，最不應該。此其二。
事件發展到不可收拾，就有人說「為什麼教育搞成這樣」？這個問題，背後有幾個假設。一、假設參加暴力衝擊的，都是學生；二、假設學生的惡行，都是教師和學校引起的；三、因此假設，一定是教育整體出了問題。這是把單向的邏輯推理，代替認真的、全面的調查研究。
在一連串的事件中，學生扮演什麼角色？不容我們有簡單化的結論。學生之中，對事件的態度，千種萬種。有置身事外的，有不帶明顯政治傾向的，有關心但不參與的，有僅僅參加遊行的，有參加遊行而願意走在前頭的，有參與暴力衝擊的，也有覺得「退無可退」「義無反顧」的；而在立法會清場堅持留守的，估計相當多是學生。
「學生」是一個廣泛而多元的群體。把參加暴力衝擊的學生，當成是學生全體的代表，從而把學生當成是譴責或者打擊的對象，就會與全體學生為敵。在在把事情說成好像是年輕人的行為，很多年輕人會覺得自己無端被拉下水，而有參與的成年人又會覺得自己被忽視。
但是，把立法會裏面的破壞行動，通通說成是年輕人和學生的「憤怒」，也是沒有根據的輕率。有評論認為是把學生當成政治籌碼，也不為之過。事實上，熒幕所見，有些關鍵的最激烈行動，就很難理解是學生的行為。感謝電視台，熒幕所見，進入立法會以後，人們的取態與行動，各各相異。情況不容許我們有輕率的結論，誰也沒有權利作年輕人的代言人。此其三。
怪責教育，也是把教育看成是工廠的生產線。產品出了問題，就是設計、機器、工人出了問題。又或者是，把教育看成是一個灌輸的過程，而教育就是一個灌輸的工具。學生「不像話」，就是灌輸不夠，甚至灌輸錯誤。
這就回到教育的本質。教育2.1在2016年發表的倡議文件，提到教育的目的，應該是人的素質（People Quality），包括充實的學養（知識與技能）、全面的素養（待人接物）、健康的價值觀。但是文件也提到這些素質，是循着不同的學習途徑而獲得的。學養，主要是課程。素養，是校內外的經歷與體驗。價值觀，是潛移默化。潛移默化，包括家庭薰陶、同輩影響、教師與長輩榜樣、學校的文化。筆者在各地介紹的時候，引起了廣泛的認同。
但是，筆者也不斷提醒，社交媒體已經上升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潛移默化」。年頭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NSF）的學習科學年會上，筆者提出社交媒體已經促成了許多Groupthink，可以翻譯為「小圈子共識」，同一個群組，常態是容不得異見，因此參與者覺得，群裏的意見就是全世界的共識，就是真相，就是真理。
通識：不應成為卸責對象
這裏無意推卸教育的責任，但是媒體的作用，不由分說排山倒海而來，不只是年輕人，即使是成年人、老年人的群組，都是如此。社會的撕裂，社交媒體起了很大的作用。現在很多人在談「顏色革命」，社交媒體是最大的推動機器。學術界對於社交媒體的認真研究，恐怕還沒有開始。
而在這背後，大規模生產退出歷史舞台而引起的社會碎片化、機構的脆弱化、個人的無助感，是不會逆轉的大環境。不論年紀，民眾上街已經成為現代城市的常態，更大的社會不安（unrest），恐怕還在後面。此其四。
在這種環境下，有些聲音把罪過推給「通識教育」，有點過分。也有不少是道聽途說，亂下結論。下這個結論的，請先調查一下，看看「通識教育」在學校裏面是如何進行的，是怎樣的內容（政治有關的只是一小部分），教師是如何準備的，學生是如何討論的。請注意，通識教育教得最好的教師，不少在「愛國學校」任教，絕對不是在「播毒」。也請注意，北京港澳辦有關的學術期刊《港澳研究》，月前刊登了香港中文大學團隊一篇頗為嚴謹的研究報告，說明「通識教育」沒有導致激進的思想（大意）。
「通識教育」的原意，也是現狀，是開拓學生的視野，讓學生經歷觀察與分析自然界、全球、社會的過程，培養「明辨思維」（內地稱為批判性思維）。在世界各地都引起不少的注意，本欄也多次討論。如何加強和改善「通識」，才是前進的方向。取消「通識教育」，是莫大的倒退。此其五。
事件還未平息。在這當兒，急不及待在社會內部尋找敵人，把矛頭指向教育，責難「通識」，是一種最省力的思維，於事無補。
在香港發生的，也是全球變異的一個典型案例。香港的事情，需要認真的調查和分析，那才是值得花費精力的地方。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