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別國策動顏色革命，已經形成標準的公式。首先是選擇當地最具政治爭議性的課題入手。在香港，便是社會的反共、反中心態，而政治、民主只是次要，依附着這個心態。
第二步便是發動各種媒體輿論攻勢，培植代言人，組織製造文宣教材。香港在回歸後的教育改革，正好給予其切入大、中、小學的教育體系之內，加深原來殖民化的教育。回歸後的民主選舉，特別是民主黨等的世代更替，一如台灣由黨外轉變為民進黨。原來政治原則與信念強的，被吃政治飯的專業或基層領袖所替代。在這個過程裏，政策政治化、反共反中化的深化，得力於《蘋果日報》和香港電台，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各種網媒。
第三步是組織學生，形成前線主力，也可借學生組織和身份來作掩飾，其中應涉及骨幹之在海外受訓。
條件具備之後，便伺機找政治課題來策動示威遊行。但示威遊行的政治課題只是掩護，以發動最多人上街來顯示動員力，壓逼政府。示威遊行是政治動員、文宣動員、組織（資金、後勤）動員，可是不會遊行完結便算。關鍵之處是用少數激進分子與警察衝突，佔據城市中心地區。一是以癱瘓市政來製造最大本地和國際新聞，吸引更多懷着各種不滿的人參加，壯大聲勢。二是佔據不退，便最大打擊政府的管治決心。三是藉機策動與警察的最大衝突，以流血來製造社會更大激化反應，最後是政府首腦下台，這一場戰役便獲勝，在政府的政策和管理體制將更乘勝追擊，更換政權。
美國逐步升級對中國攻擊
從「六四」開始，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方式都是相同，只是「六四」時屬初始試驗，公式未完善。香港的佔中、旺角暴亂乃至今次反修訂《逃犯條例》，經歷了二、三十年反覆應用，公式已經標準化。但因為網絡的發展，假新聞、網絡動員的力量都比以往更加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也更加有效的借用大數據、社會媒體來塑造民意民情。無論是媒體、網絡乃至其他方面的動員，更是跨越地域、跨國呼應。
以往的顏色革命針對的是個別國家，僅只有地緣政治的戰略考慮，阿拉伯之春便是首次的大區域協調戰役。
今次香港的情況是美國逐步升級對中國的攻擊，尤其是近年美國已公開地用不同手段攻擊中國。在中國最國際化和發達的城市製造破壞以至奪取治權，將會是對中國的最大掣肘，也是與中國談判的最佳籌碼。故此，反修例引發的暴動，不會輕易撤退，且會得寸進尺，美國將全力大動員投入。
6月12日動亂只是前哨戰
我早前認為美國對付香港是以金融戰為主，在貿易戰還未破裂之前，美國在香港未必會全力策動如佔中一樣的動亂。若美國不全力策動，香港的示威抗議便不會失控。可惜，我的估計錯了。金融戰還未打起來，貿易戰似瀕於破裂，特朗普是情急，也因此可能打亂了美國情治部門的安排。與此同時，特區政府對《逃犯條例》修訂處理不善，提供了外部勢力一個時機。
幾十萬人上街示威，當然有美國關係的動員作用，卻同時反映香港社會深植的反共反中心態。《逃犯條例》本身並沒有政治性質，可是一經渲染、誇大，便成為內地侵犯香港的手段。這些人沒有質疑香港現有《逃犯條例》涉及其他眾多國家的司法制度，只是一味粗暴地簡單化把條例修訂看作是政治陰謀，而不管法律的公義。政治動員與香港一些人的強烈反應正好造就極佳的政治時機，讓美國可以組織策動第二次佔中式的大規模動亂。
有了第一次佔中的經驗，策動者變得更有計劃、戰略和方法。6月12日在政府總部與立法會附近一帶的動亂，相信只是前哨戰。當立法會把草案恢復二讀會議延後，他們便有更多時間來作部署和動員。美國不可能在大好形勢下放棄。在施放催淚彈、橡膠子彈等武器亦不能輕易驅散群眾下，示威衝突可能進一步升級。於立法會等香港政治經濟中樞以外至多只會有零星的騷擾，焦點還在中樞地區。原因有二，一是可以吸引最大的海內外新聞焦點；二是在此屈服特區政府，政治象徵意義巨大。而且，策動者的人手和組織後援力量有限，難以分散，分散之後他們的政治聯繫更易曝光。
香港要防範的是第二輪衝突可能導致大規模的流血死傷，整件事便會更為失控。
在這個時間裏，若習近平於G20會議與特朗普會面有所讓步，相信特朗普不會讓香港的動亂惡化。美國暫且收兵，動亂中的散兵游勇便容易被收拾。美國已足夠顯示其在香港的力量。若習近平不見特朗普，或會談不讓步，沒有協議，香港的動亂便可能加劇。美國在香港內外的政治動員、輿論攻擊，乃至對香港制裁的恐嚇便會排山倒海地湧現。不能逼使中央政府在香港治權上讓步給美國的代理人，便要破壞香港的繁榮安定，製造恐慌，打擊香港及內地的經濟，屆時特朗普又可以誇耀他對中國的打擊，以此來討好右翼傾向的美國政治團體與民眾，爭取選舉連任。
香港問題從來不是香港本土問題，而是中美關係。在新冷戰中，香港是逃不掉的，應早以為備，暴動只是開始。
原刊於《東方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