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副主任于幼軍退休了。看到這條新聞，我禁不住感慨萬千：以私而論，幼軍從此「無官一身輕」，可以安度晚年，做點自己真正喜歡做的事了。作為相識30年的老友為他高興。但以公而論，反腐狂飆席捲全國，一批批官員落馬，國家正是用人之秋。對這樣一位有抱負、有能力、有經驗、有節操的高級幹部棄而不用，未免可惜。
第一次見面
想到這裏，記憶一下子回到了30年前的1985年春，第一次和幼軍見面的情景。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剛結束不久，有兩位廣州客人到訪我們市委宣傳部研究室。他們是廣州市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副所長于幼軍和社科所屬下軟科學公司總經理吳志輝，說是廣州也打算制定文化發展戰略，中宣部長朱厚澤讓他們來上海取經。當時上海是第一個主動提出制定文化發展戰略的城市。全國各地習慣按部就班做事的宣傳部都在袖手旁觀，我們有點孤掌難鳴的感覺。
此時廣州起來響應，將成南北犄角之勢，有利於推動全國的文化熱，令我們十分鼓舞。再說大家都是年輕人，也都是當年那場改革運動的弄潮兒，所以初次見面就相談甚歡。尤其是書生氣十足的幼軍和學者從政的我之間更有很多共同語言。從吳志輝那裏知道，幼軍父親是長征老紅軍，但他為人謙虛謹慎，絲毫沒有八旗子弟的習氣。他祖籍江蘇，但生在廣州、長在廣州，說一口純正的粵語。幼軍中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後來調入機關。但當時他和我一樣，人在官場，心在學界。聽說幼軍和黎元江合著了一部《社會主義四百年》，以章回體小說的形式講述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發展的歷史。那次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有思想、愛讀書的青年才子。
從上海回去後不久，他們就召開了廣州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並發來邀請信。我正忙於修改給中央的「文化發展戰略彙報提綱」，研究室由副主任黃安國和朱紅前去參加廣州會議。此時，33歲的幼軍已被提拔為廣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熱情地請安國在會上介紹上海經驗。我們上海市委宣傳部研究室和廣州市委宣傳部都集合了一批在思想文化戰線銳意改革的青年知識分子，成為互相支持的同盟軍，因此聯繫十分密切。
1988年5月，改革派知識分子在北京舉行胡耀邦被迫辭職後的第一次大型集會，紀念五四運動。我隨宣傳部老部長王元化一起赴會，在那裏再次見到幼軍。此時，他已經調任東山區委書記，但仍關心着思想文化戰線的動向。幼軍的看法和我很一致，但不像當年的我那樣鋒芒畢露。這大概也是他後來能在官場倖存下來的原因。那年夏天，我去泰國朱拉隆功大學講學，從廣州出境。幼軍派區委辦公室主任到火車站接我，安排在政府招待所住下後，由吳志輝出面一起共進午餐。交談之下，我發現幼軍的關注點已轉向經濟問題，並很快進入了指揮經濟改革攻堅戰的角色。
重逢可謂難又難
這一別就是10年。1994年夏，我到香港新聞界工作，聽說幼軍已是廣東省委宣傳部長。他在這個職位上整整做了七年，倡導改革開放的思想氛圍，令《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新快報》等一批大膽敢言的報章在全國脫穎而出。一次偶然的機會遇到吳志輝，拿到了幼軍的電話號碼就打電話找他，不料被秘書擋駕。想想今非昔比，不要再自討沒趣，也就放棄了再找幼軍敘舊的念頭。直到2000年，他出任深圳市長後，邀請香港傳媒高層舉行春茗聯誼，我們才重逢。他一眼就在人群中認出了我，在官式拜訪結束，開始就餐時，拉我坐在他旁邊，暢敘別後之情，並殷殷詢問安國的下落。此後，我、安國和他就恢復了以往的那種聯繫。安國從加拿大回國，我們一起到深圳去幼軍的市長辦公室拜訪。
幼軍來香港出差，我帶他去南懷瑾先生的寓所做客。懷師十分讚賞他在深圳的政績。到了本世紀初，深圳的發展處於瓶頸狀態。有人在網上寫了一篇《深圳，你被誰拋棄》的長文，毫不客氣地指出深圳所面臨的困局：高新技術產業逃離深圳、政策優勢喪失、金融話語權旁落、高級人才吸引力衰退、國有經濟改革遲緩、政府部門效率低下、治安環境日趨惡劣、城市精神空洞虛化、固步自封缺乏反省。于幼軍看到後，力排眾議與作者進行圓桌對話，鼓勵他今後多給深圳提建議，開創了高官和網民對話的先例。更重要的是，幼軍由此刺激，尋求深圳發展的新方向，提出要以高新技術產業帶動「再造」一個深圳。深圳今日的繁榮不能不歸功於幼軍當年的遠見卓識。
黨內鬥爭累清官
幼軍在深圳大展宏圖，但也給自己帶來了麻煩，為日後的挫折種下禍根。市委書記張高麗調走後，他這個市長不但沒接任書記職務，反而迎來了一個難以合作的搭檔黃麗滿。此人是江澤民的舊部，1998年突然竄升為主管意識形態的省委副書記，成為已當了5年宣傳部長的于幼軍上司。外行領導內行難免生出齟齬。惹不起躲得起，幼軍避走深圳。沒多久，想不到黃麗滿又成了他的上司。書生氣十足的于幼軍只會做事，不懂做官，面對一個仗勢欺人的搭檔很難曲意奉承，於是關係日益惡化。
2003年6月，幼軍被調到湖南當副省長，想用廣東經驗為湖南經濟殫精竭慮。屁股還沒坐熱，2005年7月又調任山西省長，開始大力整治礦難與環境污染。2007年8月，他卸下省長職務，離開山西。深圳3年，湖南2年，山西2年，于幼軍在3個地方的任職均未滿一屆任期，但所到之處官聲甚好。奇怪的是在其深圳任職期間就遭人舉報。幼軍向來為人謹慎，平時很少參與商業應酬。當時就查無實據，但有關舉報如影隨形，從深圳到湖南、山西，一直告到北京。
2007年8月，十七大召開前夕，幼軍出任文化部黨組書記、副部長，隨即又被選為中央委員。我們知道他將在第二年3月國務院換屆時，接替退休的孫家正出任文化部長一職。在我看來，他實在是文化部長的不二人選。不僅長期擔任思想文化戰線的領導工作，而且在官場中始終保持書生本色，在文化界可說是有口皆碑。2008年3月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開幕，于幼軍已經坐到了「部長列席區」。不料，17日的選舉名單上文化部長的提名變成了蔡武。原來在這節骨眼上，有人舉報于幼軍在任深圳市長期間，利用職權影響力，在市政府招標工程中令胞弟于小軍所屬香港公司中標。于幼軍堅稱此事循例按正常手續審批，未施加任何影響力。
中紀委調查小組的審查也並未發現問題，但文化部長的職位就此錯過，只能繼續擔任部黨組書記、副部長。這一能夠使中央高層臨時換將的所謂「舉報」，當然不是來自平民百姓。不久以後，安國告訴我，幼軍將出任福建省長，正在辦理移交手續。此時恰巧在太湖遇到一位消息人士來看望南懷瑾，說起于幼軍的調動。她言之鑿鑿地告訴我：幼軍去不成福建，又有麻煩了。
當我下很不以為然，但到了10月果然公布了三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中紀委關於于幼軍問題審查報告」的決定，撤銷他的中央委員職務，留黨察看兩年。罪名還是舊的，無論是中紀委，還是官方媒體都沒有公布他犯錯誤的具體事實。幼軍也一直沒有像其他落馬官員那樣被「雙規」。如果他真要有貪污受賄的事實，恐怕北京早就開動宣傳機器大肆張揚了。這反倒證明于幼軍是個中共黨內少有的清官。憑黃麗滿一個地方官要置于幼軍於死地實無可能。何方神聖有如此影響力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追殺」于幼軍，實在是不言而喻。
回歸書生閒適
2009年，我在太湖邊跟隨南懷瑾靜修。有一天，忽然傳來于幼軍自殺的消息。儘管以我對他的長期了解，相信他不是如此軟弱的人，但還是忍不住拿起電話求證，謠言在幾分鐘內便被粉碎。過了不久，幼軍就來太湖看望懷師。他在圓桌上談笑風生，精神飽滿，聲音洪亮。在困頓中仍能保持這種精神狀態，懷師讚聲不絕。幼軍告訴我：落馬之後就回到書齋。遭受挫折，理想信念不能變，精神身體不能垮，不虛度寶貴光陰，不白領人民俸祿，利用賦閒待業之機，讀書寫作。此行就是趁在杭州閉門改稿之際順道來看望懷師的。
他在賦閒的兩年裏，閱讀了三四千萬字的圖書資料，寫下了上百萬字的讀書筆記及資料摘錄，修訂20年前舊作2卷，新寫《社會主義在中國》一卷。2010年12月25日上午，幼軍將140萬字的3卷書稿校對完畢交給出版社，下午就接到中組部負責人電話，通知他到新單位報到。南水北調辦副主任，成為于幼軍仕途的最後一站。儘管官場跌宕浮沈，好在書生意氣尚存，退休後的幼軍將回到書齋，回到他人生的原點。學者從政之路，幼軍和我一同起跑。從官場回歸學界，他比我整整晚了25年。得兮，失兮，天曉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