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已經不只是制裁中國電訊設備製造商華為，因為它沒有任何確實的證據，來證明華為觸犯了美國的法例。而華為作為中國企業，在美國之外的經營、運作和交易，怎麼可以由美國政府來決定違反其國內法律呢？
美國對華為連坐式的封殺，純粹出自政治目的，用美國總統的行政命令推行，連其國內司法程序也迴避，這是繼去年制裁中興通訊之後更進一步，卻並非例外，美國政府早有先例。
2013年，美國以貪污行賄罪制裁法國核企業阿爾斯通，處以天價罰款，實質沒有足夠的證據。結果是美國通用電氣藉機低價收購該公司，控制法國全國的核電廠，並將阿爾斯通瓦解。這是極其醜惡的政府傷害外國企業以奪取市場的案例。華為當前的處境比當年阿爾斯通一事更惡劣。因為美國政府不僅要搶奪華為現時在5G市場所佔的優勢份額，更欲把華為肢解。
而在法國的阿爾斯通之後，便是中興、華為，跟着更可能是大疆等。其實，在這系列大企業之間，還有眾多較小企業，就連早幾年美國重罰歐洲銀行等，也顯然是美國官商勾結地用自身霸權，在國際市場上挽救美國企業衰落的競爭力。
美國的政府與企業都是從美國體制孕育出來，而該體制始自殖民主義，依靠種族滅絕政策、奴隸主義，通過戰爭來擴展。美國的民主、自由、公平、正義都是建基在這些醜陋的政治、經濟行為之上，均只是掩飾，而非美國體制運作的基本原則。
在美國享受着霸權主義帶來的富裕時，其政府與企業還可以表現出一點自由、民主與公義。但當自身競爭力大不如前，也不願意努力進行正當競爭時，特別是當霸權主義受到挑戰，美國體制的基石開始崩裂，其政府與企業的本質便暴露出來，也變得歇斯底里。近十年美國在戰場和國際市場上的表現，正愈來愈體現着這種轉變。
因此，中美不單只貿易戰、科技戰，美國政府封殺華為也不單只為了掠奪華為的國際和中國內部市場，而是一個更大行動中的一部分。這個行動是特朗普的「美國優先」，但非靠市場正當競爭，而是用盡各種政治、經濟、金融、法律的手段，包括眾多不合法、作假的醜惡伎倆。
美國對中國推行的新冷戰，便是要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國際化全然推倒重建，按照「美國優先」的霸權主義來重整，無論是中國、俄羅斯，乃至歐盟、日本，均要按照美國的旨意重新安排，作為美國的附庸。
中國受壓的情況變得普遍
美國封殺中國電訊設備製造商華為，正式展開對華為的新冷戰。貿易談判是一個方面，封殺華為乃至其他中國科技企業是另一個方面，用近乎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非美」政策排斥在美的華裔科學家又是另一個方面。至於軍事威脅實際上並沒有停止。南中國海是一個舞台，但美國不敢過度挑釁。因為它並沒有菲律賓與越南的支援，軍艦到南中國海，是孤身犯險，風險極高。美國的重點反而是在台灣，重點之重點是讓蔡英文連任，台灣改造成進攻大陸的軍政經橋頭堡。新冷戰因而是全方位的，要麼中國臣服或被瓦解，要麼美國崩潰才會終結。
因此，中美貿易戰便如日美貿易談判30多年來至今還未完結。美國封殺華為等，即使華為如法國阿爾斯通那樣被瓦解、被收購，美國還有中國其他企業可作目標。現時已經有一大張清單，今後若封殺成功，攻擊的範圍還會擴大。從排斥、驅趕華裔科學家，以至在國際科技組織拒絕華為等做法，將會迅速升級至在國際科技、教育、文化層面排除中國，形成如同在舊冷戰時對蘇聯、中國的封殺。
或許現時的國際再不是美國所可以壟斷，完全排除中國並不容易，但美國若執意如此，衝突只會增加，中國受壓的情況會變成普遍。
這樣全方位的新冷戰便變成國家之爭、體制之爭。美國中央情報局通過學者製造出來的「文明衝突」說法，只是掩飾美國霸權主義，中美國家之爭也可以變成生死之鬥，不僅是經濟上的零和遊戲，而是國家之間的你死我活搏鬥。
不掌握這樣的性質，中國的對美政策便失去戰略，我們也難以明白今後中美衝突的發展趨勢。
在新冷戰的框架下，美國封殺華為，是借封殺中興乘勝追擊，我們可批評美國以政府之力來不合理、不合法地應付中國企業，但批評是無補於事，因為美國便是這樣行事，中國需要的是作出適當的對策。
一是美國以政府封殺華為，中國要以政府之力支持華為，也不單只華為，而是要有整套整個產業的全價值鏈方案。因為科技產業供應鏈的重疊，上、中、下游的緊密關連，這就要求中國的應對方案便是全科技產業的戰略與政策，應對方案也成為中國新一階段科技戰略的主要組成。二是要準備美國從其他方面對中國的攻擊，尤其是金融和台灣、香港問題，要提早做準備，有短、中、長期策略的安排。三是中國要聯合國際多方勢力，合縱連橫，不能單打獨鬥，而是代表國際的多邊主義、多元文明作戰。
「美國優先」助長美國體制的劣根性發展
美國封殺中國電訊設備製造商華為所採用的手段是霸道而違反國際規矩的。封殺華為更使國際企業界驚覺，一直以來，美國都是官商勾結、用非公正手段進行政治逼害來達致其市場競爭的目的。封殺華為是全方位的，在現今全球供應鏈體制緊密結合之際，以中斷供應來對付華為，便從根本上破壞國際供應鏈的互信基礎。美國對付華為，一如對付北韓、伊朗和俄羅斯等國家，也一如以往對付日本、歐洲的企業，美國便失去了國際誠信。於是，國際企業、國際資金為什麼要留在美國，與美國交往而冒美國官商勾結的政治和經濟逼害風險呢？
美國目前還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但貿易佔全球的比重卻逐漸下降。今後一、二十年裏，全球貿易的比重四成在亞洲、三成多在歐洲、一成在非洲，美國只佔一成多。美國排斥外國企業，會使其貿易難以有所增長。對國際企業而言，為什麼要捨歐亞的大市場來就美國的小市場呢？況且美國市場的政治風險巨大，美國企業也為什麼不去發展歐亞大市場，而只留在已經高度飽和、中產階級萎縮的美國市場呢？
消費性的企業，甚至為消費性企業供應技術、零部件的高科技企業，同樣面對着市場取捨的重大抉擇。於是，企業為了大市場，當然要向大市場投資，在美國市場投資的便有限。國際企業如此，美國企業也會如此，在美國留下的，不是軍工企業，便是已經壟斷市場的企業，餘下的是競爭力低劣的中小企業。
特朗普上台後奉行的「美國優先」，實際上是把美國自我孤立，把國際企業和本土大企業趕出國門之外。當然，美國還可耍的陰招是，在全世界製造動亂，破壞美國以外的國家經濟市場的穩定發展。但這樣的破壞早已有之，即使於今為烈，卻保不住會把動亂伸延至美國本土。一方面，美國軍費支出龐大，窮兵黷武也必然帶來兵員損失，全球點火，則支撐不易，軍兵損失也多，國內反戰之勢會大升。另一方面，全球破壞必然引起巨大的反應。美國國內新舊移民、合法與非法移民都會成外國報復的工具，2001年的「九一一」恐襲可成示範，屆時便不只是2013年的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那樣了。這只會是引火自焚、害人害己。
美國由此而產生的「美國優先」獨霸主義顯然是自我孤立，助長美國體制的劣根性發展。結果美國的經濟不是通過競爭力提升而發展，而是走上封閉市場之路，把資金嚇走。當中國、日本和歐洲的資金不再來美國，美國資金也出外，美國的負債經濟怎可能單靠軍火生產來維持增長呢？
原刊於《東方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