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的愛情，並非左右逢源，而是進退失據。
在愛情的岔路口：向左走？向右走？
蕭軍與端木蕻良，代表了蕭紅愛情軌跡的「北轍」與「南轅」。
向左走，有畢生刻骨銘心的愛戀。與蕭軍，識於人生危難之時。在瀕死邊緣，他是她唯一可以憑藉的依靠，無異驟雨中的一處港灣、荒漠中的一方綠洲。他不僅是她的救世主，而且是她的文學導師和精神偶像。他的男子氣概，帶給她無與倫比的安全感，令她一生貪戀，至死念念不忘。然而，他的大男子主義，以及由此強化的粗暴與輕浮，最終卻變質扼殺了她的安全感，取而代之的是危機感，排山倒海地將她淹沒。曾經的患難與共、曾經的風雨同舟，終究敵不過暴力與外遇的連環摧殘。哀莫大於心死，若非完全絕望無望，試問誰會在懷有骨肉之際，揮劍斬情絲？任憑皮開肉綻，鮮血淋漓，任憑撕心裂肺，痛徹骨髓。
向右走，有餘生雲淡風輕的溫情。與端木蕻良，識於情感危機之時。在決裂邊緣，他是她僅有可能移情的對象，好似漩渦中的一塊浮木、暗巷中的一盞街燈。他的溫文爾雅、他的浪漫主義、他的善解人意，與蕭軍形成迥異的對比。最為難得的是，他不僅懂得她，而且讚美她和崇拜她。他的暖男氣質，帶給她前所未有的存在感，令她剎那沉醉，片刻心猿意馬。然而，他的小男人作風，以及由此弱化的責任與擔當，最終卻變相抹殺了她的存在感，取而代之的是無視感，悄無聲息地將她擱淺。逃亡路上，他曾經獨自登船，將大腹便便的她獨留危難之地。生死關頭，他一度不顧而去，將性命垂危的她託與友人照顧。情何以堪？
第二性的魔咒：女性原罪夢魘
「女性所屬的範疇處處是封閉的，有限制的，受到男性世界的控制：不管她升得多高，冒險到多遠，她的頭頂上總是有天花板，四周總是有擋路的牆壁。男人的神祇在如此遙遠的天上，以至對他來說其實沒有神祇。小女孩生活在人面的神祇中間。」在「女性聖經」《第二性》一書中，伏波娃如是說。
在轟轟烈烈的民國婦女解放浪潮中，追求婚姻自由與男女平等的時代先聲，振聾發聵。可惜知易行難，作為幾千年身處弱勢的女性，即使在文壇功成名就如蕭紅，為一代文豪欽點的最有前途女作家，卻依然無法衝破第二性的魔咒。封建主義根深柢固的貞節觀念，或許早已成為她揮之不去的原罪夢魘。逃婚私奔、未婚同居、有孕再嫁……離經叛道的行為，已然將她釘在傳統倫理道德的恥辱架上。而文壇的成就，既無法平息輿論的聲討，也無法彌補情感的失意。
從世俗眼光看，她是不潔的。蕭軍坦承從未視蕭紅為自己最後的歸宿：「她單純、淳厚、倔強，有才能，我愛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箇中因由，恐怕與大男子主義者的處女情結不無關係。
從自我審視看，她是自卑的。在飽受蕭軍婚外情的煎熬中，蕭紅寫就組詩《苦杯》以遣懷：「我不是少女，我沒有紅唇了。我穿的是廚房帶來油污的衣裳，為生活而流浪，我更沒有少女美的心腸。」在與端木蕻良的婚禮上，蕭紅的一番說辭，更是暴露了對男權中心的潛意識認同，折射出無所遁形的自卑感：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這種狀況的人，還要什麼名份。可是端木卻做了犧牲，就這一點我就感到十分滿足了。
童年父母之愛的缺失，令蕭紅變本加厲地渴望愛情作為補償。在近乎饑渴症的病態折磨下，她將幸福的幻想寄託於愛情，深陷情感依附的泥沼，孤注一擲，無法自拔。一如伏波娃所言：「她懂得了，要獲得幸福，必須被愛，為了被愛，必須等待愛情。女人就是睡美人、驢皮公主、灰姑娘、白雪公主，就是接受和忍受的那個人。」可悲的是，她愈是瘋狂地尋找依靠，卻愈是找不到依靠，徒有20世紀30年代文學洛神之名，卻落得「神女有心，襄王無夢」，好似一葉浮萍，漂泊無依。
作為始亂終棄與薄情寡性的受害者，她將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歸因於女兒身。「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而且多麼討厭啊，女性有着過多的自我犧牲精神……不錯，我要飛，但同時覺得……我會掉下來。」臨終留下不甘遺言：「我將與藍天碧海永處，留下那半部紅樓給世人看。生平受盡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以嘶聲吶喊，為顛沛流離的短暫一生，畫上震顫人心的休止符。泣血的文字，不正是她悲劇人生的寫照嗎？
本系列文章：北國娜拉──蕭紅的流浪者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