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在3月22日凌晨三時辭世，新加坡國內外都關心的一個問題是，沒有李光耀，新加坡能夠繼續維持高增長的經濟與高度法治的安定嗎？本文且試以這問題作出討論。
在李光耀參政的頭十年（1955-65）所處的政治環境，事實證明，他確是在當時所有參政的同僚中，有過人之處，無論政治遠見（vision）、戰略策劃、政黨組織與領導、情商（EQ）與幹勁、法律學識、口才與急才、個人紀律操守、廉潔等，都把對手比下去。這很不簡單，因為他所處身的頭十年，面對到的國內與國際形勢非常凶險。
李光耀掌權時的四大問題
國內有兩大煞星，一是種族問題，一是獨立建國問題。前者因着殖民地統治結束在即，換言之政權將出現真空，建國後政治與經濟權力如何重新分配，早在李離英返國前已在巫人、華人、印度人之間開打，種族暴動已不絕如縷，理性談判早已空間很有限，各族都在動員拼個高下。
後者所見到東南亞國際形勢，以武力反殖反帝不在話下，難纏的還加上民族解放與共產解放有交集，反帝與反資又難分黑白。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1946年開始美國實行反共圍堵政策，越南先是反法，後來反美，戰火愈燒愈旺，1954年萬隆會議也在印尼召開，一個左傾的印尼對着一個右傾的馬來亞，新加坡國內馬共與左派政黨也都捲入了這個冷戰的鬥爭。
李光耀在此頭十年要探出頭來，委實不易。考驗他的最根本問題是如何為新加坡建國定位：要成為一個共產國家，正如馬共所要的嗎？要成為一個華人國家？要成為一個種族優先權的國家？要繼承英國遺留下來的自由經濟資本主義國家？所有這四大國家定位的問題，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領袖不需面對，可是李光耀卻不得不面對，因為每個問題都會迫使新加坡走入死胡同。
一、與共產主義割蓆
就以第一個問題便涉及了國家的意識形態的選擇。若選擇共產主義，當時馬共已把英國和馬來亞蘇丹王國打成對立面，要取得政權以共產主義為國家意識形態已無可能，新加坡無論是加入馬來亞聯合邦或自行獨立建國，不但得不到英國和平轉讓政權，馬來西亞也不可能看着新加坡成為他們的「第二個古巴」！想通了這點，李毅然捨棄共產主義，並強勢告誡人民行動黨的左翼黨員要和共產組織切割。
為了讓黨內和工會組織的左派勢力找到另一個意識形態的出路，李在英倫唸書時，曾接觸過那裏的費邊社的社會主義俱樂部，知道英國的工黨提倡社會主義以緩和資本主義衍生的社會矛盾，因此提出了民主社會主義，即在政治上實行英制的國會民主選舉制度，經濟上建立國營公司，以減少私營企業獨攬國家財富，以及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所滋生出來的貧富矛盾。當李提出這主張時，黨內仍逃不掉出現大批幹部與黨員退黨潮。這打擊不但挫折不了李，反而加強了李的鬥志，轉而向工會爭取支持。因為他手上掌握了政府的政策與資源，作出了種種優惠工人與工會組織的待遇，最後由他一手創立的全國總工會（NTUC）抽空了當時盛極一時的團結工會（SATO）。打從頭十年成功爭取勞工與選民的支持，李在1965年獨立建國後便更專心一意地推行了民主社會主義，把許多較為賺錢的生意都成立國營公司，一路下來，為國家賺取大財富，也就有本錢做到社會主義概念下的社會均富了。
二、英文為主，華文為副
第二個問題說到是否要建立一個華人國家，因為新加坡人口有七成六是華人。正是因為太多華人，當1946年英國建議馬來聯盟計劃（Malayan Union Scheme）時，馬來半島聯盟成員拒收新加坡入盟，怕的是有了新加坡，聯盟的總人口會變成華人多過馬來人，以一人一票民主選舉國會，對華人有利，因此將新排除在外。有了這個經驗，李不但小心處理華人佔絕大多數的新加坡問題，而且還刻意將華文學校「去漢化」（desinization）。在英殖時代，華人自資辦校很盛行，華文教育由小學、中學到大學一條龍，發展強勢不下於英校。李掌政後便從官方語文下手，他將華文、巫文、興都文與英文都列為官方語文，但除華文與興文之外，巫文多了一個地位：國語，英文也多了一個名堂：工作語文。用巫文當國語可減少華人國家的外關，用英文為工作語文可討好西方國家，堵住西方排華的矛頭（澳洲有一位學者曾著書稱新加坡為「第三個中國」），又可方便做國際貿易。
為了強行打消華人社會的抗爭，李在其《回憶錄》裏談到因為他建議要全面將南洋大學去漢化，甚至改名為南洋理工大學，因為怕華人指此為消滅南洋大學，內閣成員一致反對，但李仍堅決去馬，他在書上透露只他一人贊成。在頭十年華校師生與董事會曾因反對而鬧了不小的政治風波，都被李一一克服，時至今日新加坡雖然仍推行雙語政策，但其他母語都比不上英文，華校也真的是今非昔比！
三、說服華人立種族平等之志
第三說到種族平等，反對優先權的問題，李的頭十年碰到的最大挑戰，是加入馬來亞聯合邦後，來自聯邦政府與其執政黨的施壓。李提出「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以此來爭取種族平等，這一來便觸及馬來人在憲法規定下來的「馬來人特權」，李在競選時以此為政綱在馬到處宣傳，種族問題立呈緊張，全馬包括新加坡都爆發種族衝突，全國各地戒嚴，最後經英國認同讓新加坡脫聯自行建國。
這樣一來，反而使李及其人行黨擺脫了種族主義的風險。馬來人在新加坡只有14%，但李仍不敢掉以輕心，「去漢化」以明其種族平等之志，不以多數決求取種族和洽。李最大的成功，是其成功說服華人跟着他的政策跑。
四、以民主社會主義立國
最後說到建國後的經濟定位，李能夠在頭十年舉目，在沒有一個東亞國家有過社會主義經濟成功的實例下，決心以民主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去吸取經濟哲學，是因為他從北歐看到了其可行性很高。北歐的挪威、瑞典、丹麥都實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並卓有成效，國泰民安。為了表示向其看齊，還特別申請加入其「社會主義俱樂部」（Socialist Club）。李決心建立國營公司，50年下來，至今已不下百間國營企業，所有和民生有密切關係的行業，像眾多基建無不為國家壟斷。而由於他厲行反貪、提倡專業和守法守紀，這些國營公司今天已成為充實國庫與民共享的財源。
有錢有制度，何患之有？
總之，李光耀的頭十年所處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極為艱險，當時其他的政黨與領袖有不同的想法與主張，但都被淘汰出局。時至今日，東亞環境已是另一種景觀，新加坡周邊也時移勢易，國內的環境也大大改觀，基本上已可說是「塵埃落定」。
一個已well established的國家，需求更迫切的是技術官僚的專業管理，不是革命性的政治領袖。因此新加坡可以負擔得起失去李光耀，因為無論是意識形態，與國家基礎制度的建設都上了軌道，都有了定位，蕭規曹隨不難也！何況新加坡的國民所得已超過人均55,000美元，並朝向70,000萬美元邁進，中產階級家庭只繳11%的各類稅，得回政府給予的利惠有20%，低下階層家庭繳9%的稅，得回27%的利惠，其他房屋、保健、教育、國防、交通、民生等眾多機制都已上了軌道，有專人，有錢，有制度，何患之有？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