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去美國，在加州探訪老友陳琦偉。言談間偶然提及李敦白住在西雅圖。我沒想到這位傳奇人物居然和我住在同一個城市。於是就很想拜訪他，琦偉熱心地幫我在電話上約見。
經歷過文革的人大概都聽說過李敦白這個名字。 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被邀請上天安門城樓。《人民日報》和各地報紙都在頭版刊登了他和毛澤東的合影。於是李敦白的大名頓時傳遍全中國。李敦白的英文名叫Sidney Rittenberg，是第一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美國人。他1921年出生於北卡州的一個猶太名門望族，先後就讀於波特軍事學校、普林斯頓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但從小「離經叛道」，17歲開始參加工會和學生運動，19歲成為美共黨員。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應徵入伍，被調到史丹福大學學中文。
40年代結識周恩來、毛澤東
1945年9月來到中國雲南，擔任昆明美軍軍法處專員，從此在中國一待就是35年。在昆明，李敦白結識了中共地下黨員，並由他們介紹給在上海的宋慶齡。經宋的推薦到聯合國救濟總署工作，經常押運救濟糧食到受災的中原解放區，和李先念、王震、王樹聲等高級將領成為朋友，並結識了周恩來。
1946年，李敦白打算回國，到南京梅園新村向周恩來辭行，周勸他去延安擔任毛澤東的英文教師。他經北平輾轉來到延安，後來擔任新華總社的英語專家。李敦白申請加入中共，由李先念、王震做入黨介紹人，經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中央五大書記的直接批准，成為當時唯一的外籍共產黨員。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目中，李敦白是與諾爾曼•白求恩和埃德加•斯諾齊名的「超重量級」外國人。
中共取得政權後的1949年，李敦白因受在蘇聯的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國際間諜案」牽連，被中國公安機關秘密逮捕。直到斯大林去世，蘇聯平反了斯特朗的冤案，被囚禁了六年多的李敦白才在1955年被釋放出獄。周恩來和毛澤東先後向他道歉，讓李敦白感到安慰，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對中共的忠誠。出獄後的李敦白很快恢復了中共黨籍，並到國家廣播事業局擔任外國專家組負責人。在那裏和同事王玉琳相戀結婚。
參與文革 後被冠「特務」罪名還押十年
1960年代的文革中，李敦白以「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的身份參加了廣播事業局的「奪權」，還成為在北京的外國人造反派組織「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領袖。 1967年4月8日，《人民日報》用大版篇幅發表李敦白的文章《中國文化大革命打開了通向共產主義的航道》。用他自己的話說，那個時候他「紅得發紫」。可是政治風雲變幻莫測，李敦白在一夜之間就從高高在上的天堂直落十八層地獄。
1968年2月21日，他以美國中央情報局打入中國最高層的「特務」罪名，被捕入獄。妻子王玉琳去五七幹校「變相勞改」，孩子們一度無家可歸、流落街頭。這第二次入獄一關就是十年。 1977年11月，在老友王震和李先念的干預下，李敦白才被釋放出獄。
1980年3月17日，李敦白攜家人回到了闊別35年之久的美國。 《紐約時報》以「美國的兒子回家了」為題長篇報導了他引人入勝的故事。 1986年9月2日，鄧小平接受美國著名訪談節目《60分鐘》主持人華萊士的採訪，這是鄧小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接受西方電視媒體專訪，而促成這次震驚世界的訪談之人，正是李敦白。
1993年，李敦白出版了回憶錄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中譯本《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為世人提供了一個十分難得的外國人觀察中國高層政治、特別是毛澤東的獨特角度，成為一紙風行的暢銷書。
全在狐狸島的「老狐狸」
10月10日，我開了一個半小時的車到了李敦白夫婦居住的福克斯島（fox island）。他們的寓所是隱蔽在密林中的一棟別墅，面對着靜靜的海灣。玉琳大姐為我開了門，92歲的李敦白三腳兩步地從樓下跑上來，熱情地和我握手。老人身手矯健，思路敏捷，健談而又機智幽默。我問他怎麼會找到這個小島定居的。他俏皮地說：「Fox的意思就是狐狸。 文革中的大字報說我是『隱藏很深的老狐狸』，最後我就回到狐狸島上來了。」
屋內的氛圍非常中國化，牆上掛着名人字畫和全家福，陳設着古董家具。看來他們一家的生活很優裕。可是夫婦倆回憶初到美國的生活卻是非常艱難。他們寄居在姐姐家，靠玉琳大姐織毛衣、教中文和中國烹調勉強維持生活，家具都是從紐約街頭撿回來的。
我們一見如故，話匣子打開後就停不下來。李敦白回憶在中國度過的35年，我不斷地發問對他熟悉的中共領袖的觀感。他對毛澤東的看法是「融大英雄和大罪犯為一身」；「除了是個冷酷、現實的政客外，毛澤東也是個有夢想、有抱負的人」。他幾次提到在延安的時候，習仲勛是他親密的朋友之一，他們曾經一起去鄉村，接觸那裏的貧窮農民，親眼見到農民對習仲勳的愛戴。他說習仲勛是老一輩中共領導人當中最具民主意識的。
習仲勳逝世時，迫於當時的政治環境不允許高規格追悼。李敦白寫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紀念文章，習家非常感激。習仲勳夫人齊心寄來了紀錄片《習仲勳》的影帶，還邀請他們夫婦去做客。我問李敦白去做客了嗎？他笑笑說：如果不是習近平當了總書記，我們當然會去看望老朋友。
這些年，李敦白夫婦每年去一次中國。我問他：除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之外，中國最大的變化是什麼？他說，人情味愈來愈淡薄了，很多人都關心金錢，互相之間的防範心理很重。說到這裏，我發現老人流露出一種遺憾、無奈和傷感的神情。這畢竟是他深愛的國家啊！
午飯時分，我向他們告辭。李敦白說，我們的聊天剛開始，你怎麼就要走了？我說，第二天就要回香港，回家還有事要處理。等明年春天再來聽你講故事。他說，我家的門永遠向你這位新的「老朋友」敞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