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梵蒂岡去年9月就主教任命問題簽署臨時協議，梵蒂岡國務卿帕羅林樞機（Cardinal Pietro Parolin）最近為一本有關中國天主教信仰的與未來的新書作序，強調「這協議是逐漸互相靠近的成果，透過多年的對話而達成，因此它標誌出漫長歷史中的一個重要過程，前有古人，並期待後有來者」。
教廷國務卿：旨在向中國人傳福音
據梵蒂岡新聞網報道，帕羅林撰寫的序談到基督信仰「中國化」的問題。他指出，明朝末年意大利耶穌會神父利瑪竇（Matteo Ricci）來到中國，與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人發展出深厚的友誼，這些人「後來成了中國教會的支柱。就是這些支柱推動了信仰的本地化，而單靠傳教士無法發展出同樣廣闊、深厚又可信的信仰本地化」。他引用前任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信函強調，天主教會在中國，不是為了「改變國家的結構或行政組織，而是向人宣揚基督，世界的救主」，因此，教會「不為自己索取什麽，而是要求『基本自由』，好能將福音至高的善帶給中國人民，並且看到別人的需要，待他為弟兄」。
政府「靠得主」的人 才能任主教？
不過，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早前在浸會大學舉行的「中梵協議下的中國天主教會」研討會上，表達對臨時協議的不滿。他認為，儘管這只是一個關於任命主教的「臨時協議」，未涉及中梵建交。「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可能目的還是在建交」。他擔心教廷「為了這個目的，可能犠牲太多」。
他表示，由於臨時協議內容是「秘密」，「我們不知道內容，談判過程中，亦沒機會提出意見」，這令他擔心。「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任時，設立了一個委員會，能夠就中梵建交談判給予意見，但這個委員會已經消失了，教廷亦無交代為何沒有了。國務卿（帕羅林樞機）是委員會主席，他也沒有說什麼」。
陳日君表示，他聽聞未來選主教的程序，首先是民主選舉，再由主教團委任，最後由教宗批准。他斷言，「這完全是假的」，因為「我們不相信會有民主選舉……教會選舉完全由政府控制。主教團任命聽起來不錯，但中國的主教團不僅不合法，而且是不存在的。在大陸領導地上教會的是『一會一團』，即天主教愛國會和主教團，但都是由政府領導……這都讓我們不放心。因為選主教的權力在政府手中，將是政府認為靠得主的人才會任命，不會是從教會需要的角度去任命，儘管教宗有否決權，但也很難一直否決下去，而且否決之後，也是繼續由『他們』提名，問題始終沒有解決。」他說：「新的制度令我們更加沒有辦法揀選好的主教。」
寬恕「非法祝聖」 消滅地下教會？
有報道指教宗寬恕了7名中國「自選自聖」的主教，「那7名主教是『非法祝聖』的，是要『絕罰』（逐出教會）的。」陳日君解釋：「教會的法律規定，如果沒有教宗的批准，接受祝聖，以及獲祝聖的主教，都是要『絕罰』的……直至他們表示懺悔，才會接受他們重回教會，更遑論認他們作主教了！」他認為，這7名主教「完全是在挑戰教會，他們也不會懺悔，否則等於承認祝聖活動是錯的，間接替政府認錯……梵蒂岡以一種『認輸』的態度去談判，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他又說：「其實我們沒有輸，就算在沒有協議的情況下，我們仍然能夠生存……最基本的問題不是有沒有協議，而是教廷的態度……是否太過讓步呢？」他歸咎這十多年來，教廷「太過讓步」，使敎會的力量減弱，令他感到憂心。還有對地下教會的處理，教廷會不會繼續讓步，這點也讓他擔心。「地下教會若被消滅，是很可惜的。這許多年來，因為地下教會的堅強和團結，政府也只得容忍。如果協議要犠牲地下教會的自由，是非常可惜的。」
對於有批評說他「在伯多祿的船上，以不同方向划船」（意指唱教廷的反調），陳日君表示不接受，「現在都沒資格划船啦……最多只能在旁邊說說而己，說話都沒有回音呢！我寫很多很長的信給教宗，但都沒有得到回覆……他或許是為了『顧全大局』吧？」
香港教會橋樑角色 隨中梵協議減弱？
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中梵協議系列」編導陳曉君也在研討會上表示，河北省清苑縣的東閭村是著名的朝聖地，宗教人士相信，聖母曾分別在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發生義和團之亂）和1995年在當地顯現。她訪問了一位名叫Jacob的地下教會信徒，他認為中梵簽署協議的結果，只會強逼「地下」教會變成「地上」教會，並會「被加入」天主教愛國會。現在，Jacob只想離開中國，到菲律賓做神父。
陳曉君也訪問過一位「地上」教會神父楊小斌，他形容「地上」教會就像遠藤周作的小說《沉默》中的神父羅德里格斯（Rodrigues），一生都要經歷堅持信念與妥協之間的掙扎。
陳曉君認為，教宗希望「地上」和「地下」教會合一，因此才同意與北京簽臨時協議，但她在採訪過程中，卻聽到一些神父揚言會離開梵蒂岡體制，更聲稱離開梵蒂岡不代表離開天主。因此，「他們的出路值得我們關注。」她擔心，隨着中梵關係漸行漸近，地下教會與官方承認的天主教愛國會可能合併，歷史形成香港教會的橋樑角色恐怕會被削弱。
宗教認受性消失 地下神父萌離心？
浸大宗教及哲學系教授陳慎慶指出，中梵簽署臨時協議在《鏗鏘集》中顯示的事實，是教廷在內地的權威被弱化。他引述片段中楊小斌神父的話，指作為持份者的內地天主教徒，也應該有權知道中梵臨時協議內容，間接地批評教廷的不民主和不尊重他們的存在，等於公開表示不接受這個協議。陳慎慶又引述天津一位地下教會神父談到協議時，指教宗是人不是神，即間接批評教宗也會犯錯誤。他又引述《天亞社》的報道，指中梵協議的簽署，似乎令教廷的權威在內地神父間不斷地在弱化。
至於中梵協議對內地教會的實質影響，陳慎慶指協議稱教宗方濟各重新接納8位未經教宗任命而被祝聖的公開（官方認可）教會主教，而有些地下主教則「被退休」，讓位給官方認可的主教。
陳慎慶指出，中梵在互動過程中，存在兩種「認受性」（legitimacy），一種是政治上的認受性，另種是宗教上的認受性。以往公開教會「非法」（未經教宗批准）祝聖的主教，獲得的是政府「政治上的認受性」，例如給予他們公開的、合法的地位，允許他們做很多事。另一方面，地下教會因為忠於梵蒂岡，不接受天主教愛國會，因而有了「宗教上的認受性」，現在中梵協議下，實質上是取消了「宗教上的認受性」，「譬如過去40年抵抗政府禁制所作出許多的犠牲，依靠的是信仰，信仰背後就是宗教上的認受性，因為有了這種認受性，他們不怕犠牲，但堅持40年後，突然拿走了這種認受性，要跟政府妥協。對於地下神職人員來說，這是很痛的事，這也是《鏗鏘集》帶出很重要的訊息」。
他認為，中梵協議會令內地一些地下神職人員產生「良心危機」，因為有些人可能感到難以靠信仰堅持下去，選擇離開，地下教會的角色將不斷弱化。另一些較激進的神職人員會選擇脫離梵蒂岡體制，建立自己的教會，即社會學上所謂“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即儘管仍然相信上帝，但不再從屬教廷，而地下教會神職人員的傳承關係，可能比與梵蒂岡的關係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