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公布的《大灣區規劃綱要》，以及社會的即時反應，都可以是了解國情的好案例，也是理解「一國兩制」的好機會。
香港的許多輿論，即時的反應是：綱領很「虛」。一種解釋，現在只是提出概念，「實」的方案，會逐步提出。筆者是另一種闡釋：中國的許多大的計劃，都是先提出大的方向性概念，大家朝着這個方向「奔」，是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期望去「奔」。在這個過程中，中央政府會慢慢形成政策，而整個概念，就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成熟。
策略模糊 上下磨合
這來源於幾個經歷。1980年代，開放改革，中央出了不少政策文件。其中最顯著的是1985年的《教育體制改革方案》，把財政權與行政權，下放到鄉（鎮）。隨後有1986年的第一部《義務教育法》，用法律配合義務教育的發展。當年參加了幾個世界銀行的農村項目，就覺得，這類文件都不夠具體，沒有太多的細節。實施的過程，其實是各地在各自摸索。因此，頒布之後，也許很難去具體監控。當時教育部的朋友就說：「文件只是一個大方向，大家就朝着這個方向奔。」這是第一次領略「奔」的意思。
後來在另一個省級政府的諮詢會上，又得到另外一個訊息。教育廳的朋友說：「我們省裏面有自己的發展腳本（劇本）。中央只提出一個方向，下面的省就各自拿出自己的腳本，看看如何可以融合到中央文件的『精神』裏面。」那時候才知道，原來地方政府並非被動地坐等中央的指示，而是要很巧妙地把中央的精神與地方的腳本融為一體。
最徹底的是我的一位日本博士生阿古智子。2003年畢業，現任東京大學教授，成了研究中國的知名專家。她精通英語與中文，花了一年，在上海長時間當教師，設法理解前線學校與教師對課程改革的反應。論文得到很多人的引用。她的觀察，中國的政策頒行，有一種獨特的「策略性模糊」。她的論文題目，就是「Strategic Ambiguity」。也就是上面頒下來的政策，不會太具體，總是有比較寬的空間，讓地方政府可以有足夠的迴旋餘地，因地制宜實施。
在中國執行過項目的世界銀行朋友，聽到這種看法，都拍案叫絕：「對！這就解釋了許多我們覺得不可理解的中國現象。」筆者當年從事公共政策的研究，西方的文獻中，政策的實施（implementation）是一個難點，一般是聚焦實施的結果與預期的目標是否吻合。
這種「種瓜得瓜」的政策實施觀念，在中國有時候就行不通。因為政策本身就有很大的模糊性，也就是只是「方向」、「精神」。
從負面看，這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說法隱含下面都是在「對着幹」。但是若真是如此，那麼最後的結果一定是政策失敗。令世界銀行的朋友感到困惑的是，好像很多政策，裏面的「方向」、「精神」，又會逐漸實現。他們說「這些年中國的成功，好像也是在這種政策的模糊形態中發生的。」
或緊或鬆 可窄可寬
也可以有「陰謀論」的看法，認為這是讓「上面」易於控制的辦法，也就是說，「上面」可以有很大的空間，隨時隨意制定是非標準。內地的朋友，許多都說，在「政治思想」領域，所謂「禁區」往往難以捉摸，因此誰也不想去碰；但是在一般的發展性的領域，他們卻歡迎這種模糊，因為「那就有了創新與突破的空間」。
其實，這種形態，在中國相當普遍。比如說，高等教育的「雙一流」（一流大學、一流學科）。其實也是沒有明確的定義。只不過教育部遴選出一個名單，各院校知道自己知否屬於「一流大學」，有哪些屬於「一流學科」。大家講的，是「是否進了」，對於「雙一流」是什麼，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因為進與不進，待遇很不一樣」，可見「進入」「雙一流」是一種向前發展的機會。從這個角度看，「雙一流」的政策目標，也就達到了。
又比如「一帶一路」。另外一位博士畢業生，在單位裏面負責「一帶一路」的項目。筆者問哪裏可以看到「一帶一路」原始的、明確的「定義」。她說，只表示一個是陸路、一個是海路，並不明確。有說沿途有47個國家，那只不過是某些研究工作者的計算，中央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最近還聽到內地的謔話：「除了美國，其他國家遲早都會屬於『一帶一路』。」當然那是說笑而已。
我的另外一位博士畢業生，2006年畢業，研究「民辦教育」（即私立教育）政策在民間的反應。她把中國政策的頒行，分為「緊─鬆」與「明確—模糊」兩個維度。有關「意識形態」的（目前主要是「黨的領導」），會「緊而明確」。
除此之外，在民辦教育的領域，則似乎是「鬆」或「模糊」，因此民辦學校品種很多。近幾年，各式各類的民間集團辦學，數不勝數，打破了筆者數年前「中國缺少另類學校」的論斷。近幾年，也興起國際學校的浪潮，那政策可以說是「既緊且鬆」：緊，必須有中方辦學夥伴，必須有黨委；鬆，在招生、課程、電子網絡，可以有種種的灰色地帶。
各有腳本 最忌坐等
在內地生活和工作，很習慣如何不去碰「緊」的區域，按照「明確」的規定辦事，但是在「鬆」的「模糊」的領域，則盡量探索和擴大空間，謀求多元、創新、脫俗與突破。教育如此，其他的領域更是如此。
在香港人沒有這樣的頭腦，也不需要這樣的思考。但是在媒體上流傳的，大都是純粹用政治觀點看中國的任何政策。處於恐懼，就往「緊」的與「明確」的方面鑽。於是把原來是「鬆」，以為背後一定有「陰謀」；又把本來應該慶幸的「模糊」地帶，要求「明確」，其實是在縮窄自己的天地。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如何，每個地方必須有自己的「腳本」。有自己的腳本，才能在大環境的變化裏面，找到自己發展的方向、出路與優勢。也就是說，即使在內地，中央是不會代替地方編寫這腳本的。看看現實，坐等中央指示的省份，一定是一蹶不振。
問題是：香港有自己的腳本嗎？說得不客氣一點，我們佔據着立法會議席的各個黨派：在電視機面前看來理直氣壯，甚或殺氣騰騰，心中可有香港發展的藍圖？很多事情也許都值得反對，然而，反對之餘，可有想到需要推動什麼？香港的發展應該有什麼前景？尋找什麼出路？利用什麼契機？營造什麼環境？期待什麼優勢？周圍的大環境，不管是中國還是世界，不管是順境還是逆境，香港都需要向前發展，需要有願景，需要推動。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中央政策的模糊，也表示：中央計劃外的，不等於不能發展。例如教育。《大灣區規劃綱要》，從文字看，香港主要是發展金融經濟等的國際地位；然而，看不出大灣區發展的綱要，會對任何其他的發展造成障礙。
教育為例，文化與教育的發展中心不在香港。這也不難理解，在內地尤其是專門從事意識形態的看來，香港的教育是「重災區」。但是香港的教育，在國際上享有盛譽，那也是不爭的事實。香港的教育，也絕不會因為大灣區的發展而停下來。假如相信馬克思──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假如香港經濟出現新的景象，香港的教育與文化也必定會出現新的飛躍。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