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中數以千億億計的蛋白質，各有須「退役」之時，屆時「操刀」的，主要的是一些叫「溶酶體」的細胞器，令其降解。產生的較小分子，隨後可再次被細胞利用。但身體並非全仗「溶酶體」來做這工作。如果（例如）有錯體的蛋白質造出來，細胞會把它「推倒」、「重來」。換言之，將其剪斷，化作基本的胺基酸，再將後者「廢物利用」，重新製造出新的蛋白質。在過程中，負責在「錯體」蛋白質上加上「標籤」的工作，由「泛素」主事。那些被它「認定」須淘汰的蛋白質，則由「蛋白酶體」另行解決。「溶酶體」與「蛋白酶體」，各有各的適用範疇。
這正如地球上，各處地方也不是全仗「普通法」或「大陸法」來司法。大陸法源自羅馬法，但在今天，施行的已不是二千多年前的那一套，而是改變了不少。至於普通法，有道它是「法官建立的法律」（Judge-made Law），其中很大部分建基於一層疊一層的先前案例；可以說，「普通法」是「成形」（shape）出來的，而不是「制訂」（enact）出來的。
法律須與時並進順勢而易
更可以這樣說：法律是活的，不但須與時並進，也須順勢而易。然則到底怎麼樣才算是正確？要看時空環境所需；所謂「亂世用重典」，正是例子之一。中國自民國引入的「大陸法」，不是硬生生地搬過來，而是「中國模式的大陸法」。台灣施行的大陸法受日本的制度影響；澳門施行的大陸法則有葡萄牙的影子。在香港，於回歸時一開首就開宗明義：「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二條）；「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同本法相牴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第八條）。所以，香港一直以來沿用的法律，乃是處於《基本法》這個「雨傘」下的普通法；而《基本法》則是中國大陸制定的法律，基本上屬另一套（大陸法的）制度。所以，《基本法》的詮釋，須依照「大陸法」的法理而行，那是顯而易見的。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