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10日，鄧力群去世了，享年100歲。有讚揚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也有稱他為「左王」的。其實這都是政治標籤，我情願用百歲老人來稱呼鄧力群。儘管我並不認同他以往的許多政治理念與活動，但從親身經歷的交往中，我還是要為他說上幾句好話。
1985年在中南海見面
1985年初夏，當時鄧力群是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書記處書記。上海市委宣傳部派我去北京向他匯報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活動的情況。因為事先有夏征農的推薦，所以到京後很快就聯繫上了他的秘書王懷臣，答應安排半小時的當面匯報。那天上午，我按照約定的時間到了中南海東門，告訴警衛要見鄧力群。他好奇地打量了我一下，也許很少有像我這樣的年輕人步行進中南海，指名道姓要見某中央領導人的。
警衛核對了訪客名單後，通知王秘書把我帶進了勤政殿。這是一幢坐北朝南的長方形平房，整個建築呈「日」字形，房屋中間有兩個四四方方的院落，中央書記處就在此地辦公，鄧在辦公室接見我。當時我剛從學校進入機關，還沒有在官場浸潤，不知道什麼話該講，什麼話不該講，無知者無畏，就信馬由韁地侃侃而談起來。
為了說明文化建設的必要性，就大肆批評起傳統的思想工作方法來，有些話幾乎是針對鄧力群說的。誰知他不僅沒有被觸怒，反而聽得津津有味，中途還召來書記處研究室的衛建林和謝宏旁聽。記得我說到當時企業規定下班後要求職工參加一小時的政治學習，缺席的要扣罰獎金。許多職工寧可被扣獎金，也不願參加學習，但究竟扣多少錢，往往會和領導討價還價，因此有政治學習「議價」之說。
鄧力群聽到「議價」的說法有點錯愕，再三追問細節。我們的各級組織習慣報喜不報憂，以致中央領導人完全不了解基層群眾的真實思想狀態。這次匯報一直持續了兩個多小時，鄧力群意猶未盡，直到過了午餐時間，才不得不吩咐王秘書用他的專車把我送回住地。
聯繫鄧老出席會議 最後因故作罷
到了第二年春，我們決定召開一次文化發展戰略大型研討會。市委領導示意，如果有中央領導人出席的話，可以把會議提升到最高規格，由市長江澤民主持，市委書記芮杏文致辭。我就給王秘書打電話，邀請鄧力群參加。不久他回覆說首長很高興地接受邀請，要我在確定會期後再和他聯繫。我們向市委正式報告後就開始緊鑼密鼓地籌備會議。不料傳來消息說，被邀請的一批北京學者揚言，只要鄧力群與會，他們就集體抵制這次會議。
我們希望他們出席，但又無法收回向鄧發出的邀請。情急之下，我耍了一點小手腕：把給鄧力群的會議通知拖到會前的一個星期內才發出。因為中央領導人的日程都是一個星期前就已經排定的，所以他肯定來不了，而我們對市委也有了交代。 30年過去了，此事一直令我對鄧力群充滿內疚。
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鄧力群在中央委員的差額選舉中落選。一時間門庭冷落，思想理論界的「左派」也因而遭到重挫。大大小小揣摩上意的報刊幾乎完全封殺了他們的聲音，輿論出現一邊倒的傾向。此時，我正按照芮杏文的要求創辦了《理論研究內刊》。在我看來，思想文化的發展必須提倡百家爭鳴，左派不應剝奪右派的話語權，右派同樣也不能取消左派的發言權。因此，在內刊上發表了質疑趙紫陽「一切以生產力為標準」的文章。同時，還派出內刊的兩名編輯帶着我的親筆信去北京，拜訪鄧力群。
在逆境中送暖
他們回來後，我還把鄧有關理論工作的談話記錄刊登在給中央的內參上。這些舉動給鄧力群留下深刻印象，但也惹來不少爭議。左派紛紛奔走相告，說是上海出了一份直接挑戰趙紫陽的刊物。于光遠則要王元化轉告我：不要給改革派施壓。最後剛升任市委書記的江澤民下令停辦了《理論研究內刊》。1989年發生那場政治風波後，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想保我過關，要我執筆寫批趙文章，說是你以前不也反對過趙紫陽嗎？我嚴詞拒絕了，儘管不同意趙的個別觀點，但這並不表示我反趙，尤其是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更不願意以此自保。
陳至立沒能保住我，遠在北京的鄧力群卻想到了我。派中宣部研究室主任朱通南下，說是「上海不用你，我們用你」，希望我調北京到中宣部研究室任職。我告訴老朱，無意繼續從政，想回到學界，並已準備出國深造。老朱聽了也就不再挽留，說是今後任何時候到北京都可以來找我們。這番話令到當時身處逆境中的我非常感動。
身體力行成就自己信仰
1994年夏，我從美國到香港《明報》工作。第一次出差去北京，見到朱通，暢談別後之情。他說力群同志一直在關心你，這次我可以安排你去見見他。幾天後，鄧力群從北戴河回到北京，老朱就陪着我去新鮮胡同的鄧家拜訪。那是一個安靜整潔的小四合院。在書房坐下等候時，我打量了周圍的環境。房間內布置十分簡陋，除了一長排書櫃和兩把舊沙發椅之外，幾乎沒有其他值錢的陳設。過了片刻，鄧力群走了進來，我們開始交談，他的秘書坐在一旁記錄。談話的內容大多遺忘了，只記得他談到對國企改革的看法，並順手拿起一份文件讓我看。大概他忘了我此時已是海外媒體記者的身份。我不想給他和給自己惹麻煩，接過文件就放在一邊，始終沒有看一眼。
坐了兩個多小時，告辭出門時遇到他的女兒羅曉韻。我們有很多共同認識的朋友，如周其仁和王小強，於是就聊了起來。她還送了我一本剛出版的攝影作品集。曉韻是個才華出眾的攝影家，在美國紐約大學攝影專業取得碩士學位，還舉辦過個人攝影展，但她學成後馬上回國，以向媒體提供攝影作品謀生。她的哥哥英淘是最早一批投身農村改革的著名學者，後來一直在社科院研究農村經濟理論，出版了許多著作，前幾年不幸病逝。
鄧力群的一雙兒女都沒有依仗他的地位去經商或當官。鄧力群確實比較左，但這個左是發自內心的信仰。他對自己的信仰是身體力行的，一生不謀私利，廉潔奉公，艱苦樸素，完全不同於那些口是心非、滿嘴謊言、沒有信仰的政客。對鄧力群這樣的左派，我是懷有敬意的。此後，我一直通過朱通和鄧力群保持着聯繫。他出版的著作都會親筆簽名後讓老朱轉送給我。從鄧力群身上，我悟到人性與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兩回事，因此不再因政治理念來作為交友的標準。
原文刊於《南方人物周刊》，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