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談到三種「誤會」，都是以傳統職業觀念來看教育：以為應該「學以致用」，因此看不慣年輕人「不對口就業」；以為教育是為了供應社會需要的勞動力，因此以為出現了人力資源的供需失衡；以為金字塔形的機構是一種永恒的現象，因此年輕人不在乎在機構內向上爬，就是不求上進地「逐底」、「下流」。
教育改革 放眼目的
這些都是從宏觀角度看教育的功能。筆者主要是研究教育政策的，傳統的政策研究，就是看數據、看統計、看趨勢、看管治、看結構、看財政等等。因此研究入學率、在校率、畢業率、升學率、就業率；研究人口變化、內部效益（資源的高效使用）、外部效益（資源的社會效用）。在這些前提下，研究體制結構、資源分配、學校領導、課程發展、質量保證、教師評估、學生考核等等教育行政方面的措施政策。
這裏忍不住向讀者介紹一下筆者對這個問題認識的過程，也是一個學習的歷程。是上一輪教育改革，啟發了筆者，開始看教育以外的大環境。最記得1999年1月25日，也就是整整20年前的今天，當時梁錦松做主席的教育統籌委員會，啟動教育改革，在香港大會堂聚集了800位社會精英，筆者的啟動演講，題目是「教育問」，用了大約40分鐘時間，全部都是問題，沒有答案。
當時台下沸騰，紛紛訴說教育的不是，而且大都拋開了自己的社會職分，不知不覺地都以家長身份，近乎控訴。其中至今歷歷在目的，是馮可強先生的一番話，大意是：引起家庭中不愉快的，往往就是孩子的功課。另一位（忘記了是誰）甚至說，夫妻之間引起爭拗的，往往也是由於孩子的功課。
回想起來，當年教統會做對了一件事：沒有急於提供答案，而是動員全社會，用了一年的時間，討論「教育目的」。還記得在每家小學豎立一棵紙板做的樹，每名學生掛上一隻紙蘋果，上面寫＂I have a dream. Education should be…＂。用了一整年的時間，收到1.4萬多份來自社會各界的建議書。後來就提出了「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樂、善、勇、敢」四字臨時的教育改革目標。
全社會討論教育目的，裏面隱涵的思路，就是說，在教育的「目的」與「手段」兩個方面，在這個時候必須要改革，不能假設目的沒有問題，只談手段。不是期望在手段上「做多些、做好些」（Doing more and better of what we have been doing），而是從「目的」着眼。
假如「目的」不一樣了，原來的「手段」就要作根本的改變。這是當時香港教育改革的基本思維。
重點觀察 教育以外
近年有機會觀察、諮詢、參與世界不同地方大大小小的教育改革，可以說，絕大部分的體系，都只不過是在原來的教育形態上面，修修補補。花了龐大的人力物力，結果就像修車一樣，修完還只不過是原來那部車。現在環顧，在這方面，香港、新加坡、上海可以說是例外。芬蘭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也是這樣的思路。
恰巧當時在OECD（經合組織）主持終身教育的老朋友David Tuijmann路過香港，他介紹的北歐終身教育景象，給了筆者兩方面的啟示。一個是教育與社會的關係，尤其是變化了的社會對教育的影響；另一個是貫穿教育制度的主軸，應該是「學習」。
現在回想起來，他所介紹的情況，其實並無特別驚人之處，但是這兩個方面，卻成了筆者從此思考的兩個主要方面：也就是近年在各地作演講，ppt通常的第一張：「教育的最終目的—學生的未來；教育的核心業務—學生的學習」。熟悉本欄的讀者，也許見過許多次。不厭其煩，一個宏觀，一個微觀。這是筆者學習心得的最簡概括。
是從那時候開始，筆者才開始注意教育以外的社會。因為假如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學生的未來，那麼，未來的社會將是怎麼樣的？
今年一年級的學生，16年以後就要進入社會了（假設人人都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16年以後的社會將是怎麼樣的？要知道未來，先要知道現在。稍微接觸，就已經大吃一驚。
首先注意的是workplace。這個字，一般譯作「職場」，筆者把它譯作「工作形態」。並非直譯，但認為在使用起來更加貼切。英文的＂place＂，其實並不一定是一個實體的「場」
首先引起注意的是投資銀行，也是緣分，一個偶然的機會，發覺他們不是按傳統的科層結構，而是每一個客戶設立一個工作組（taskforce）。
筆者也在大學教過學校管理，這與Max Weber經典的工業社會科層架構（bureaucracy）完全不一樣。後來才知道，許多比較新的行業和機構，都是如此。靠的不是明細的部門分工，而是綜合性的「一站式」服務。Taskforce以外，也有叫做Deal Team、Project Team、Account Team。也有一些採取所謂「矩陣式」結構，也可以說是「部門分工」與「一站式」之間的中和。等等。
身邊事物 蘊藏智慧
由於在大學擔任的職責，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是籌款，經常有機會與商界的朋友交往，從他們口中的描述，社會的工作形態景象，逐漸愈來愈清晰。筆者有幸在大學當了18年的學生宿舍舍監，他們畢業後的動態、畢業前的思考，都大大幫助了筆者不只是認識了社會的變化，也認識了年輕人的變化。這些認識過程，不是一個兩個研究項目可以代替的，而是一個長期觀察、反覆求證的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假設，不斷推翻自己的過程。
舉兩個例子。聽美心集團的創始人伍沾德先生的分析，才感覺到，傳統的「規模效益」（Economy of Scale），已經不一定是一家公司擴展時基本的考慮。這正應了文獻中＂less of more＂（少量多款）的論述。聽田北辰來大學講他們G2000的兩句座右銘：
一、When it works, it’s obsolete!（筆者的翻譯：流行的，已經過時了！）
二、Customers don’t know what they want.（顧客不知道自己要什麼。這也是世界上有關Innovation的文獻中經常出現的，也證明生產並不一定是為了滿足要求。）
這兩句話都充滿着對於現代社會（筆者稱為後工業時代）的深刻認識與智慧。
與此同時，剛好又有機會看到一些傳統工業社會典型的流水作業式的工廠。早期香港的玩具廠、改革開放初期東莞的工廠、非洲萊索托與斯威士蘭的製衣廠……親眼看到了差利．卓別靈《摩登時代》的現代版。
但也看到這些傳統工廠的式微，深圳一些工廠在短短的一二十年裏面，就要不斷轉型，否則就難以生存──從幾乎全部操作工，轉型為生產、設計、營銷人員各佔三分之一。也可以看到對人員學歷要求的轉變。
經年累月，不斷的假設與推敲，慢慢就形成了一個立體的教育觀──從生產形態、機構形態、工作形態，到個人的職業形態，以至人們的工作意識形態，都產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的、全面的、不可逆的變化。一句話：變得認不得了。
總的來說，教育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學生的未來，也是為了社會的未來。筆者在過去幾年，不斷提出一個看法：教育是人類為自己設計的體系；在不同時代，人類對於教育會有不同的觀念，因而不同時代的教育體系，必然帶有該時代的經濟、社會、文化，以至宗教的特點。也就是說，教育是會過時的！這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