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訪深水埗舊區，十分懷念昔日的公共空間，以及「私人公共空間」； 其時的社區，沒有所謂涇渭分明這一回事。
都說公共空間包括公眾場所及公眾地方，意謂進入者不會因為背景而受到排斥或歧視；不論種族、階級身分與膚色，這其實是理想性的說法。這甚至意味着言論和行為，即公共空間沒有私隱的期待，不會限制人們作出演說。然而各式各樣的管制仍在進行，某些族群不受歡迎，不希望他們在公共空間裏出現，包括流浪者、被認定為精神異常者。如果他們長期在公共空間裏躺臥留宿，即使在天橋底，也會發現很快地被設計造成了障礙、長凳被拆除，沒有任何容身之所，甚至走避雨水的通道。
據說在香港，人均的休憩用地大約2平方米，10多年來都未曾改善，比東京、首爾和上海這些同樣人口稠密的城市都差。如果商場也算是半公共空間或受管理的空間，為促進消費，連一張長椅都不設立。出入的人只有一個消費者的身份，最低可輪候一張椅子的消費價目是一杯雪糕，最便宜便算可坐享兩個小時的電影院，相等於兩杯雪糕。如此連伸伸腿子的可能都得消費，而我們亦以為是理所當然。
如此狹窄甚至不可能的公共空間，因此而衍生另一些空間。例如在香港這樣的「納米」城市，劏房人均居住面積約50方呎，洗衣設施只能向外求，因而自助洗衣店應運而生。因此談到如何善用或利用寸土尺金，香港定必創意盎然；例如半空懸床皆是臨急智生的妥協計謀。
使用空間便無分公共與私人
說回深水埗的公共空間。六十年代的街頭士多，使用空間便無分公共與私人。誼母在舊深水埗海壇街開設小煙檔，跟她度周末，會被安排在檔口鄰近的小巷裏睡。睡床是一席帆布床，牆上經常有蟑螂出沒，談不上惶恐，這就是生活。誼母在巷邊洗菜，用一隻火水爐做飯，然後在一隻木箱上開飯。我和妹妹風餐露宿，不怕性騷擾，不嫌沒有私隱空間，就覺好玩和刺激。日間沒有事做，就陪誼父賣煙。他一手捧着原子粒收音機聽波聽馬，閒來跟熟客交談，並不寂寞。
未幾深水埗碼頭搬移，街邊檔口沒有了，誼父也搬了上樓，住在海壇街的「春風冰室」對面二樓。周末，我從街巷遷睡至一處奇異的空間。那是伸向公共空間的空中樓閣，就是那種開在半空的鐵籠，架上鋪上木板，其上加了床墊，是真正的風涼水冷，在沒有空調的香港夏天，連風扇也用不上場。童年記憶於我，便是新奇有趣的身體經驗，看見的月亮又大又圓，常聽的歌曲是《月兒像檸檬》，沒有夢魘，只有出出入入的「私人公共空間」。
或許深水埗街坊早有隨遇而安、把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結合的基因與基礎，直至最近，延續了把街道、後巷和店舖轉化成公私兩用的空間，行人、住客和社群生活連成一體。不單在廟街或榕樹頭，深夜的深水埗依然有在行人道和馬路上擺賣各式各樣雜物的小販。有人形容此處為密集舊區，「鑽探求生與鄰里支援的機會」，此話其實來得非常自然。有店舖明知有老人家夜深等候收集舊紙皮鐵罐，便刻意往店外丟拋，不讓守候的街坊失望。某些公共空間受到管理嚴肅規條，有些則滿是守望相助的故事。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