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課程發展──20年來從制度到學校專業精神和能力的提升

從教書到課程發展

從前學生去上學，我們說他們去讀書；教師去學校工作，我們說他們去教書。從現代的角度和觀點看，讀書是學習活動的全部嗎？教書是讓學生學習的全部活動嗎？

20世紀50年代或之前，香港課程文件顯示各科的學習工具是一本一本的教科書；到60和70年代，課程文件顯示出來的是各科的學習內容；90年代之後，特別是本世紀開始的課程改革所頒布的課程文件內容，主要是為學生的學習而設計，當中包涵了很多課程要素的描述，內容豐富，有些課程文件更提出不少反思的問題，要求閱讀者不只是知道和吸收，更需要作出深入的思考。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呢？

簡單來說，這是應對學童特性的轉變，以及回應社會各方面的要求。

教師的角色不單只是傳遞知識的工具，而學生的定位亦不只是接受知識的容器了。

教師要了解自己為什麼這樣進行教學，即要：

了解自己的教育目的和教學目標；
決定提供哪些學習經驗給學生以達致教育目的和教學目標，怎樣去組織這些學習經驗，繼而評估這些學習經驗所帶來的效果；
讓學生融會貫通所學，讓他們學以致用，解決問題。

總括而言，目的、目標的制定，學習經驗的選取和組織，學習效果的評估等，都是上述所談到的「課程要素」的設計。

在這個過程中，教師一定會面對不少挑戰：怎樣培養自己持續地愛護學生、不斷克服困難的態度，以達到教學相長？如何在教學的過程中，和學生一起成長？

上述便是對教師專業能力和精神的簡單描述。

在學校層面上，教育當局在每間小學增加了一位課程主任；而在教職員的層面上，教育局要求校長除了行政之外，更扮演課程和教學的領導角色。在這個基礎上，多所學校（特別是小學），都發展出各有特色的校本課程。

專業精神和能力的提升

2018年10月在北京舉行的第20屆兩岸及香港地區課程理論研討會上，筆者和霍秉坤教授發表了一篇論文──〈香港課程改革之回顧與前瞻（1999-2018）︰設計、實施、評鑑、決定四維度之檢視〉，結論之一是：過去20多年以來，香港的學校和教師在課程決定的權力和專業知識都有所提高。

程介明（2018）在《香港：教育改革與發展透析1997-2017》一書中發表了〈教育之香港故事〉一文，他在文中指出香港教育發展有兩個優勢。優勢之一是學校自主，之二是不斷進取。這兩項優勢的具體表現便是學校在設計校本課程中，教師專業精神和能力的具體表現。

筆者在過去曾對香港課程發展進行了多個研究，包括：

中學實施中國語文科「試行課程──共同發展學習材料」計劃校內改變研究（1999／2000年度至2001／2002年度）；
中學中國語文科新修訂課程實施情況（2002／2003學年至2003／2004學年）評估研究；
香港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改革之探究。

三個研究都發現：那些較具專業精神和能力的教師，對新課程的實施都較為勇於嘗試，通識教育科的研究更具體顯示這一點。老師感覺到自己不再只是一個教學工具，不再只是在教書；他們能夠掌握課程要素的設計和教學，更有益於學生的學習，充分享受專業的滿足感。

1973年，在小學工作了三年後，筆者轉至中學任教經濟與公共事務科，開始不用教科書去教學，而採用下列三種教材代替品：

政府出版的刊物，包括香港政府出版的《香港年報》。其資料一定比一般教科書更為及時；
民間出版的材料，包括一些和課程有關的書籍，例如一些簡單介紹「貨幣」的書。也應用當時出版給中學生閱讀的刊物，例如《突破》、《突破少年》、《學生時代》、《新一代》、《大姆指》等。筆者選取其中一些和課程有關的內容進行教學；
《華僑日報》和《文匯報》等一些和課程有關的新聞報道和評論文章。

筆者的教學方法之一是根據課程需要，選取上述三種材料而設計一些問題；之二是讓學生分四人為一組討論上述問題，然後讓他們分組作口頭報告，或者讓各組在黑板上作出書面報告，再讓全班同學一起進行探討。筆者這樣處理教學的兩個基本原則是：

第一、盡量保留學生的學習興趣；

第二、讓學生掌握一些學習方法，並體會到一起學習的重要性。

七十年代，香港學校經濟與公共事務科的平均合格率約40%，而筆者任教的學校合格率超過80%。

2003年中文大學校友會出版的刊物中，刊登了對筆者的專訪，而訪問稿的題目正是〈不再教書〉（即不以教科書為教學工具）。

各位應該了解，70年代的學校並沒有互聯網、沒有電腦、沒有影印機，只有油印機。我們只能通過寫蠟紙去設計上述問題。

總結而言，提高教師專業精神和能力，從而設計出高素質的校本課程，是改善學生學習的最佳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