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在開展辦報生涯前，曾經刻意追求兩個事業而無功，一是他的外交官夢，一是他的導演夢。
金庸在《大公報》的十年，同期編寫電影劇本。1953年，金庸以林歡為筆名，為長城電影公司編寫《絕代佳人》劇本，並且獲中國文化部評選為1949-1955年期間的優秀影片。從1953年至1958年，當金庸的名字還是不大為香港人熟悉的時候，林歡一名，在香港國語片電影圈中，則是赫赫有名。1957年金庸離開《大公報》，全職在長城電影公司做編劇兼導演，同時也繼續為《新晚報》寫武俠小說《雪山飛狐》。長城公司總經理袁仰安對金庸頗為器重，經常把《長城畫報》的顯著篇幅，刊登金庸的電影評論文章。在這段時期中，金庸幾乎已成為香港左派電影的理論家。隨著內地三反、五反政治運動，也慢慢波及香港的左派電影公司。金庸的電影理論基礎是西方的，自然受到左派電影公司中的左傾同事的批鬥，金庸刻意要在電影圈闖出一番事業，也變成不可能了。
常說命運關了一扇門，同時也會為你打開另一扇門。金庸在苦無出路之際，1958年他為《香港商報》撰寫的《射鵰英雄傳》，卻取得意外的空前成功。《射鵰》的故事發展，成為香港街談巷議的話題。泰國曼谷的中文報紙，為了搶先轉載《射鵰英雄傳》的內容，不惜以電報來轉發。南洋、美洲各地的僑報，也紛紛轉載梁羽生、金庸的武俠小說。
辦一份武俠小報
1958年，香港盜版翻印武俠小說的情況非常普遍。金庸每天寫1000字，由於當時沒有版權的意識和法例的保護，金庸小說每七天就被人結集盜印成單行本出版。當時金庸的老同學沈寶新在嘉華印刷廠當經理，沈寶新建議，與其被別人盜印成小冊子發行，不如自己印，自己發行，自己賺錢。加上《香港商報》的調查顯示，金庸讀者至少有3萬人，自行出版，大可封了蝕本之門。有了這個意圖，金庸與沈寶新匆匆忙忙的着手開始籌辦十日刊的《野馬》武俠小說雜誌了。 在籌備期間，報販發行們建議與其出版十日刊期刊，不如出版日報，理由是日報天天出版，現金回籠更快。於是金庸沈寶新二人馬上轉而籌備日報。金庸1955年以玩票態度寫武俠小說，想不到積累下來的讀者群，讓他可以在香港小報叢生的局面下，辦起了一份武俠小報，為自己的命運翻開新的一頁。金庸走上辦報之路，看似偶然，也處處有必然的成份。
金庸1959年5月20日創辦《明報》，辦報初心，只是想改善經濟收入，因此初創時期，不談政治，不講高尚人生，以小市民為讀者對象，篇幅上盡是好來塢的電影明星裸照、罪案色情新聞，副刊以金庸武俠小說為號召，也有誨淫誨盜的文章、狗經、馬經並存。
在報章寫連載武俠小說，每天1000字，一年要寫362天，只有農曆新年可以休息三天，也是很苦的差事。1959年9月27日， 金庸所寫的《神雕俠侶》，在小說版消失了。編者解釋作者有病，暫停一天。到了9月28日，《神雕俠侶》仍未見刊，編者說「金庸先生不適，讀者函電紛馳，小說明天見報，神雕迷請釋念。」金庸迷一齊起哄，金庸只得抱病爬格子。
金庸的武俠小說，凝聚了金庸迷的共同心願，在小說連載期間，讀者時有去信金庸，主動就情節的發展提供意見，金庸也很善於吸收意見，再運用本身豐富的學識和文學修養，寫出了廣受歡迎的成年人童話。沒有報紙連載的壓力，金庸文學造詣再高，也不可能有這麼高的產量；沒有金庸的學養和識見，有了一個報紙框框，充其量也只是眾多報紙專欄作者之一而己。
《明報》風格的轉變
金庸辦《明報》，把1959年的一份小報發展成為1980年代一份知識分子喜愛閱讀的大報，每一個階段的發展，都與國內外政局發展息息相關。
金庸曾把《明報》的發展，歸納為兩個關鍵階段：一是1962年內地人大量湧入香港的浪潮，一是1966年至1978年為期12年的文化大革命。金庸辦報的首三年費盡心力，銷量一直在2萬份左右，沒有突破，1962年內地人大量湧入香港，令到香港人口由1959年的280萬增加至350萬人。新增加的人口，雖然來了香港，還是很關心內地的發展，《明報》員工很着力的報道內地消息，報紙銷量大增，金庸也默許這種改變。
文化大革命期間，金庸逐步減少《明報》的小報內容，增加了文革的獨家新聞，加上金庸分析精闢的文章及預見準確的社評，在眾多香港報章中嶄露頭角，引起海內外讀者及各國政府的注意。如何具體引起外國政府對《明報》的關注，這裏補上一筆：1982年筆者以《明報晚報》採訪主任的職位採訪中英香港前途會談，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從英國外交官口中得知，《明報》報社內有一名高級職員收受國民黨特務機構的津貼，我馬上把這個訊息面告金庸，金庸即時的反應是：那也太小看《明報》了，我們豈止有國民黨的特務，報社內還有美國CIA特務、蘇聯KGB的、英國MI6的……金庸把員工名字也一起數算出來，我大受震驚，問金庸：「為什麼不把他們辭退？」金庸說，他們留在報社不好嗎？我們有什麼動向，各國政府馬上知道，不用以訛傳訛。《明報》日後有了英譯社評，公開上說是推動英語學習，最初的考量卻是滿足各國駐港領事館的需求。在香港經營傳媒的複雜性，由此可見一斑。
報人活躍於海峽兩岸
《明報》1963年的銷量是5萬份，文革開始後升至10萬份，1989年躍升至超過20萬份。每每在內地政局發展的關鍵時刻，《明報》銷量都有飛躍式的增長。1972年金庸寫完了第15部武俠小說《鹿鼎記》後宣布封筆，以香港有影響力報人的身份，活躍在海峽兩岸。1973年，台灣國民黨主席蔣經國接見金庸；1981年，鄧小平接見金庸；1984年，胡耀邦見金庸；1993年江澤民接見金庸。香港以至海外報人當中﹐如此頻密地獲得海峽兩岸最高領導人接見的例子並不多見，足以反映出《明報》的影響力。
兩岸領導人接見金庸，與金庸的國事取態有關，1973年6月7日，金庸訪問台灣返港後一連18天在《明報》刊登「在台所見、所聞、所思」，在這系列文章中，金庸對台灣國民黨抱持肯定的態度，認為台灣人民所享受的種種自由與權利，較之過去任何時期都好。
隨着北京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在七十年代又恢復了連串外交活動，如1971年進入聯合國，1972年與日本建交，美國總統尼克遜亦於同年訪問北京。這些事態的發展，都符合金庸對中國國事發展的理念。《明報》對中共的批評減少了，金庸也同時對中共近幾年的施政方針，持肯定的態度，認為中共結束文革後，多了點溫情，多了點中國文化。對中共領導人尤其以鄧小平為首的領導人，態度更轉趨溫和。香港的左派及右派因此長期攻擊金庸，說他是風派、牆頭草。
1982年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外交談判，期間英國不斷拋出各種方案，又在香港推行代議政制，強化香港人在管治上的角色，希望延續英國在香港的影響力。金庸當時是港督府的常客，也經常接見訪問香港的英國國會議員，在言論上多少亦受到英國的影響。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1982年與鄧小平見面後訪問香港，單獨與金庸會面，要求金庸支持英國在談判上的立場。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金庸一口拒絕了戴卓爾夫人的要求，堅決支持香港在九七年後整體回歸中國。
金庸部署從報界引退
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後，金庸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金庸一向公開認為，管治香港的不二法門是：自由+法治=繁榮+穩定。這個方程式並不需要民主的存在。金庸在這個思路下制定的香港政制發展路線圖，被右派及香港部分民主黨派批評為忽略民主訴求、保守左傾，數名大學生甚至在報社門前火燒《明報》，金庸對此耿耿於懷。金庸本意以武林盟主身份主持政制討論，擺平各派意見，現實卻是各派並不賣帳，在這個困境下，加上1989年春夏之交內地發生的一場政治風波，金庸順勢辭去《基本法》草委工作，也着手部署從報界引退。
1991年《明報》報業集團上市，以每股2.9港元發行面值0.1港元的新股7500萬股，淨得資金2億港元。金庸沈寶新以10萬港元創辦《明報》，經過32年的經營，實現資產估值近6億港元。金庸以一支筆，創造出數億元的財富，不能不說是當代報業的一個奇蹟。
《明報》上市前後，不少海外投資者提出收購，美國報人梅鐸提出以10億港元收購《明報》，條件是要金庸為梅鐸打工三年，金庸不想為梅鐸打工，更不想《明報》落入外國人手上。經過一段時間觀察後，金庸主動引入並借出股票協助智才集團的于品海收購《明報》，自己選擇退居幕後，以「太上皇」的身份，繼續掌控編輯方針。《明報》在于品海經營下，股價由長期停滯不前的二元價位攀升上十元以上，金庸亦趁機把大量股票轉售于品海，獲利以億元計。
金庸一向自翔善於觀人，曾對筆者說，他只要與人談話幾分鐘，就知道這個人的人品如何？能力如何？可以放在報社那一個崗位上！金庸親自扶持的繼任人，沒有按照金庸的部署行事，除了主管經營行政，也迅速的掌控了編輯部，金庸想做「太上皇」的美夢很快破碎了。
1994年的農曆新年，我到《明報》董事長室，向金庸拜年，金庸剛辭去了名譽主席的職位，正在收拾辦公室內的東西，要離開自己一手創辦的《明報》，一臉落寞無奈的神情。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金庸的這種無奈！然而，沒隔多久金庸就約我談創辦新報紙的鴻圖大計，想重出江湖，再起風雲。可惜不久金庸心臟病發，所有計劃告吹，不然，香港又是另一番風光了。
文人辦報
1995年7月18日下午，我按下港島山頂道一號豪華府第的門鈴，金庸在灑滿陽光的大廳和我說起了創辦《明報》的前塵往事。金庸用江浙口音的粵語說：「文人辦報，我大概是最後一位了，香港沒有了，大陸大概也沒有了。」語氣平淡中帶點無奈，眼神放空，陷入了沉思當中。
上一個世紀的報紙老闆，無不以戴上「文人辦報」這一冠冕而自豪，甚至看成是個人辦報成敗與否的最終評價。
「文人辦報」是中文報業有別於西方報業的一個悠久傳統。清朝末年，西方傳教士以船堅炮利為後盾，在中國辦起了報刊，宣傳基督教義之外還刊登天文地理聲光化學，兼有歐洲政聞國會議事，讓讀書人大開眼界，從此國人也知道了西方報人社會地位之崇高及報館對國家的貢獻。甲午戰敗後，舉國沸騰，康有為、梁啟超等公車上書，倡議廣設報館，振奮民心，於是書生以一枝健筆、一顆言論報國之心，重言教而輕牟利，成了「文人辦報」的詮釋。
金庸自稱是「文人辦報」，自也有「文人辦報」的局限，那就是只罵宰相，不罵皇帝。對國民黨也好，對共產黨也好，金庸的筆鋒，只會放在蔣經國和毛澤東身傍的人，是宰相誤國、宦官誤國，金庸也像歷朝歷代的士階層，絮絮不休的婉轉向領導人進諫，把希望寄托在領導人身上。
金庸是不是最後一位「文人辦報」，有待爭議；金庸經常批評讀書人辦報，不善經營，以致國人的民營報業，鮮有如英、美的大報，可以持續經營100年、200年。金庸也屢屢對筆者說，報業的理念要長存，報社要長期經營下去，非得企業經營不可。從金庸的理論和報業管理實踐來看，與其說金庸是「文人辦報」，倒不如說金庸是「儒商辦報」，更為貼切。
金庸去世前的20年社會活動，從接掌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到劍橋大學讀博士再到三度修改15部金庸小說，一一反映他晚年依然好學、執著，對世事難以放下的心情。張俊生所編的《鄉踪俠影》，紀錄了金庸以「大神」形象參加以金庸命名的各式社會活動，如「華山論劍大會」、「龍泉問劍」……大俠的連場路演，引來的毀譽不一。金庸從2002年至2006年三度全面修定小說，金庸小說專家、前《明報》督印人吳靄儀大表不滿，認為金庸企圖把昔日的遊戲文字變成金學研究，把小說改得太過政治正確，卻不好看了。吳靄儀認為金庸和其他文人一樣，血液中有親近權力中心的慾望，他以大俠的形象，長期在報社以低薪剝削員工福利……平心而論，香港報社薪金偏低，是普遍現象，在處理薪酬問題上，金庸只是從大俠轉換到老闆、商人的角色而已。金庸辦報理念多次引起爭議，如金庸評論新聞自由時曾說，新聞自由是屬於老闆的，是報業老闆以此向外界爭取的自由；金庸又說，報紙是老闆的私器，不是社會的公器。金庸這些出格的言論，引來多個新聞專業團體的抨擊。
金庸晚年潛心修佛，出殯時家屬派發的金庸紀念冊封面是金庸為潘耀明題寫的「看破、放下、自在」，如果這是金庸晚年的寫照，或許這就是金庸晚年最好的祝福了！
上世紀畢竟過去了，「文人辦報」的年代也過去了，金庸辦報寫社評的一枝筆，完成了歷史任務，留下了豐富的辦報經驗，供後人汲取養料，深信會有更多有文化承擔的儒商，迎難而上，為華文報業開闢新天地。
金庸的另一枝筆寫武俠小說，筆下的主角，在國家民族危難之際，挺身而出，拋頭顱、灑熱血，轟轟烈烈，寫出了全球華人知識分子心中的烏托邦。金庸雖然走了，他和梁羽生開創的這片江湖，後繼有人，精采不斷。
金庸一生中交織着的偶然與必然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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