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元山:土地不是萬能,沒地卻萬萬不能

黃元山認為,智庫的社會角色很大,第一是提出長遠想法;第二是提出跨部門想法,因為智庫不必受制於既定觀念運作的官僚框架;第三是作為民間機構推動官商民三個界別合作。

黃元山近期成為傳媒界寵兒,因為團結香港基金在土地大辯論尾聲,公布《跳出框框 想像未來「強化東大嶼都會」計劃》研究報告,建議在香港島和大嶼山之間的中部水域,填海2200公頃人工島,興建東大嶼都會,以解決土地供應這個纏繞香港社會多時的問題,有關建議引起為社會議論。

三大研究範疇:土地房屋、醫療制度、經濟發展

黃元山曾先後在銀行、智庫、學術、公共事務界別服務過,以不同視角看香港,他認為現時社會面對一個頗大的挑戰,是如何落實長遠規劃,「我從基金會的三個研究範疇──土地房屋、醫療制度和經濟發展中,觀察到三個重要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現時制度很少關心長遠發展,如土地問題方面,很多人提出中短期方案,若要建設新市鎮,無論是建洪水橋發展區、收回土地、移山填海都需要一段時間,所以應透過長遠規劃逐步推進、落實,但香港制度對於長遠發展、落實長遠目標的執行力度,相對其他鄰近國家和城市,卻比較滯後。」

「第二個問題是醫療方面,假設事物不變,醫療發展依然滯後,這是大問題。人口老化是急速的改變,醫療制度如何做到居家安老、樂齡、活化或防患於未然,以病向淺中醫的態度,建立一個良好的基層及社區醫療系統,在一個急速轉變的環境裏,制度如何配合?制度的匹配需要跨界別的協作,不只醫療界,而是醫療界和社福界之間,制度、系統、人手上的配搭,但一些牽涉到需要全面性、綜合性的方法才能應對的問題,似乎難以解決。」

「第三個問題略有不同,我們研究社會創新設立了組織商社聚賢(Business for Social Good),單靠政府原有的社福支援系統,已不足以應付各種社會問題和未來的龐大需求,官商民必須有更大的協作才可以解決問題,這不只是政策問題,如何協調性官商民的參與,使之有更高的互動性?這些都是有所欠缺的,我們會繼續專注於這三個方面。」

香港人重視長遠規劃嗎?

香港人似乎對長遠規劃不太關心,合和集團主席胡應湘早前在團結香港基金的一個研討會上指出,就算發展商與政府有共識,也要等11年才有機會填海,但一般市民的視角不會看到11年後的事情,卻會因為當下利益受損而反對這類規劃,黃元山認為,在這個環境下受影響的不只是建造新市鎮與否,而是整個香港未來的各種方面,他指出:「土地問題是不簡單的事情,需要長遠目光和堅持的決心才能解決,新加坡長遠規劃和落實的持續性明顯較香港高,當然香港的制度亦有我們的好處,如我相信香港的自由度和政治參與度比新加坡更高,但這不代表我們能原地踏步、坐困愁城,因為土地問題反映集體社會的失敗,如沙士(SARS)後停建居屋,但當時不應停止增加土地供應,今天變成一個重要問題。」

黃元山指,土地問題反映集體社會的失敗,但不代表能原地踏步。
黃元山指,土地問題反映集體社會的失敗,但不代表能原地踏步。

黃元山翻查2005年的報紙,發覺當時整個社會輿論中,根本沒有一篇文章呼籲政府大力增加土地供應,甚至覺得維持現狀挺不錯,整個社會好像停頓了。現在大家都成了事後孔明。「現在大家都知道要種小麥(增加土地供應),但又未知在哪一塊土地種、甚至種小麥的方式上也未能達成共識,如果社會連這些民生問題都未能達致共識,這就是更大的失敗了。社會已經失敗過一次,還能承受第二次失敗嗎?這就是我最擔心的事。」 他憂心忡忡地表示。

智庫在香港的發展

社會中大部分人失去焦點,或許頭腦清醒的人會指出問題所在,智庫作為「大腦」,正可發揮這個角色。不過,礙於香港的政治環境,有人認為智庫在香港難以發揮,更難像外國智庫般影響政府施政。身為團結香港基金公共政策部主管,黃元山認為,智庫的社會角色很大,第一是提出長遠想法;第二是提出跨部門想法,因為智庫不必受制於既定觀念運作的官僚框架;第三是作為民間機構推動官商民三個界別合作。「一個智庫當然希望最終建議的政策在社會上有更多的討論、為政府所接受,回顧這幾年,我們有不少的政策與政府最終的方向有一致性,如2015年底發表的科創研究報告,率先提出香港的研發支出總和只佔本地生產總值0.73%,水平過低,政府亦有更高的目標。大學基礎研究做得很好,但核心問題是應用研究可以轉化為企業所用的不多,因此我們大力推廣應用研究的公共研發撥款,隨後政府亦有增加撥款。」他自信地表示,無論是科創、土地房屋等範疇,智庫提出的想法都與政府和社會有所應對和互動。他既希望得到社會討論,亦希望最終政府的理念和方向與智庫想法脗合。

有人認為政府甚少聆聽來自政黨、智庫的意見,在香港從事政策研究似乎難免氣餒,但黃元山不以為然:「剛才我提及的幾個例子都顯示智庫的意見是可行的,政府有受到影響和推進。智庫亦不會完全漠視官僚面對的實際情況,但老年社會、醫療系統是不得不變的,所以是有官僚惰性的,但大家都知道一切照舊不是辦法。至於其他情況,一般來說我們都希望理解政府觀點所面對的實際情況,這是互動過程,正正就是要面對現有的程序,例如怎樣能簡化土地問題的程序。有些程序是好的,但面對架床疊屋或已過時的程序時,就要把它們變得合時和精簡。」事實上,團結香港基金早前有成員加入特首競選辦,也有成為政治助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政治助理楊寶蓮),亦有兩名成員加入新部門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黃元山坦言,希望發揮如同美國傳統智庫的旋轉門機制,使智庫的思維與政府有互動,將智庫思維傳入政府;而智庫中亦有退休官員,為他們提供意見,令智庫除了學術性、掌握現實情況之餘,亦能提出具體和創新的想法。

創新突破產業單一化

政府近年雖然不斷鼓勵年輕人創業,但普遍認為支援不足,初創企業的環境極待改善。黃元山認為:「如果有更多空間給予大家盡展所長、發展興趣就當然理想,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愛德華格雷瑟(Edward Glaeser)提出經濟生產力和創新在於不同想法人士的碰撞,早年頂尖電腦公司均集中在洛杉磯,矽谷不見經傳,蘋果創辦人喬布斯卻以設計想法和科技背景在那裏發跡,因此現時矽谷的科技已遠超洛杉磯,所以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空間容納不同領域、才華、背景的人聚在一起,在全球化急速發展下,我們只能食老本,自然影響我們將來的發展,對經濟、民生都不理想」,他頓了一頓,笑道:「雖然土地不是萬能,但沒地就萬萬不能。」

黃元山認為,智庫作為民間機構,可推動官商民三個界別合作。
黃元山認為,智庫作為民間機構,可推動官商民三個界別合作。

現實的情況是,即使團結香港基金倡議的填海大計順利推行,香港也不能在這10年內停止發展,等待人工島建成,其他城市如上海、新加坡很快就會後來居上,黃元山同意競爭確實存在,但指出:「很多人以為東大嶼都會發展計劃只是長遠方案,但土地的私人擁有者包括發展商、新界人士很清楚這是短期方案,但一旦落實計劃,假設10年後就能落成發展區,我們就會在這10年內盡快將手上的土地變成房屋,即是最有效釋放土地的方法。相反,若政府未來30年沒有土地,所有土地都在私人擁有者的手上,那麼建設房屋的過程便會變得很漫長。因此,落實這方案對短期土地供應非常重要,增加經濟誘因使更多土地變成房屋。」

儘管政策原意是好的,最後也要回歸政治現實,黃元山表示,自己極有興趣構思政策,思考不同問題,同時明白政策離不開現實環境和政治,他說:「雖然智庫推動政策時會牽涉政治,但當我們推廣政策時會更着重解說。」

社會兩極化,大眾對政策的看法往往立場先行,似乎不利於理性討論,尤其艱澀的政策討論猶如「趕客」,這位政策研究院主管嘆道:「如果大家放棄長遠對政策的關心,認為事不關己,這就會變成香港需面對的很大的挑戰,希望社會一起尋找方法前進,一定牽涉到更深入的討論。我們要尋找方法使整個公民社會要有足夠成熟度完成這件事情。」

黃元山簡介

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Phi Beta Kappa,後考獲美國耶魯大學國際關係所東亞研究碩士學位。先後在多家國際金融機構工作,包括瑞銀(UBS)倫敦總部任執行董事和英國蘇格蘭皇家銀行(RBS)董事總經理。2015年5月加入團結香港基金出任高級顧問,同年11月獲委任為副總幹事兼公共政策部主管。現任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兼政策研究院主管。

政府公職包括金融發展局成員、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小組增選成員、禁毒基金投資小組委員會委員、房委會投資小組成員、扶貧委員會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專責小組增補委員。

環保組織Clean Air Network(健康空氣行動)董事局主席,公益金入會、預算及分配委員會副主席和投資小組委員會委員,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和社企及社會創新平台諮詢委員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客席講師及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國商學院客席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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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