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最大的政策是一國兩制。當然，一國兩制在中外皆有先例，早至唐朝便有番坊，行中國以外法律禮數，由胡商自治。至清朝十三行亦是，也包括歐洲列強在中國及其他地方建立的條約港、租界。即使今天，例如丹麥便有多個自治地區，未及兩制，差別仍大。而歐洲不少國家邊境都有多制並存的情況，歐盟更是最大的一國多制的試驗。
假若我們不是敝帚自珍，而是以開放的心靈來認識和學習中外歷史上一國兩制或相類的制度安排經驗，取其長處，去其弊端，或許可把一國兩制進一步作良性演化。
一是兩制都不是僵化。制度僵化不變只是既得利益的操縱結果，目的是維護以至擴大既得利益的收益。現實世界是以變為主，內地發展迅速，內地一制早已急劇演化。香港一制不變，不但與內地一制會產生新的矛盾，更會積累內部反既得利益的不滿，造成香港一制的不穩。
二是兩制難以分出絕對的優劣。在兩地不同的情況條件下，內地一制未必適合香港，香港一制也未必適合內地。任何追求內地香港化或香港內地化，不僅是破壞一國兩制，更是用虛妄不確的政治意識形態來替代現實的政治工作與制度建設，結果必然是一國兩制都會受到破壞、衝擊，衝擊的結果便不是政治法律層面的一國兩制，而是兩地的社會。兩制各有優劣，改善的方法只能是兩制各自的制度創新，不是否定任何一制。兩制差別更可提供制度對沖，各自在兩制之間擇吉避凶。
一國兩制與創新
創新的基本條件不是政府和企業花多少錢，也不是發表多少篇學術論文、申領多少個專利權。假若創新是可以機械地製造出來，便只需投入資金，簡單俐落，創新便不成問題，全然由資本控制者來決定。若是如此，美國放在研發的錢最多，其他國家便不可能在創新的範疇與之競爭，永遠落後，豈不是美國以外國家的創新都追不上、也不用創新了？可是，小國寡民的以色列為什麼可以成為創新大國？南韓為什麼可以從農業國家趕上，與日本競爭？中國在一窮二白之後為什麼可以在今天變成美國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
創新或許需要金錢，但單靠錢是不可能買回來的。我們了解創新的最大共識，是絕對不可能用近親繁衍的方法關着門製造出來。中外經驗顯示出愈是多元化、愈是開放，創新便有最大的空間、最多的變化因素來從舊世界的主宰中突圍而出，顛覆原來的秩序，帶領出更新和轉變。多元化與開放的基礎是差異，有如《易經》和辯證法的正反合的演化原則。
把這樣的概念放在香港，放在香港與內地的一國兩制，便不是機械的求同存異，而是追求差異。
香港不能內地化，內地也不應香港化，反而要在一國兩制的大框架內追求內地一制的改革變更，也追求香港一制的改革變更，在差異演變中創造出新的理念、新的制度，從而觸發出內地、香港和一國兩制的兩制之間的種種創新，也可以此帶領全國走上更高層次、更廣闊的制度對沖、制度創新之路。
原刊於《東方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