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個大板塊 建明報特色
在早期（1959－1969），金庸傾情於4大板塊：武俠小說和副刊、社評、中國大陸新聞（特別是關於文革的報道和評論）、影劇新聞。
在中期（1970—1979），擴充經濟版，最初（1970—1973）由林山木（行止）主編，因他的專業水準而建立特色。
這5大板塊，以與眾（各報）不同的內容、質量吸引讀者，建立《明報》的特色。
金庸的武俠小說，有社會各階層的大量讀者，它的連載，產生很大的吸引力，建立了武俠小說「粉絲族」（fans）。
金庸撰寫的社評，是另一股吸引力，吸引了各界的讀者群（稍後詳敘社評事）。
影劇新聞由雷坡主編，他是這方面的專才。
北京政局變 黨內鬥爭多
中國新聞的報道和評論，是金庸傾情的第三板塊，這是他「垂直領導」（直接指揮）、盯得最緊的一塊。
《明報》創刊時，正值毛澤東「三年大躍進」的第二年。人民公社、大躍進、土法煉鋼，是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的政治運動（註1），造成幹部的浮誇、貪污和民眾的大飢餓，1959－1962年餓死的人超過3000萬（註2）。
在1959年夏天的廬山會議，彭德懷批評人民公社、大躍進的錯失，毛澤東聽不進逆耳話，發起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
1962年1月，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俗稱七千人大會）上，許多人「吐苦水」，訴說涉及人民公社、大躍進、土法煉鋼的左禍。劉少奇稱大飢餓是七分人禍、三分天災，引起毛不滿，伏下後來高層鬥爭之隱患。
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中共中央工作會議）、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提出「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之論，鼓吹「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鬥爭」，並以「階級鬥爭」之名把副總理習仲勛等列為反黨集團分子清算；後來，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西藏活佛班禪也被整。
1963—1965年，毛澤東發起社會主義教育（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的四清）運動、文藝整風運動，與劉少奇的歧見逐漸暴露出來。
接下去，是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隨政局變化 析大陸新聞
1960、1970年代的《明報》，與其他香港報紙最大的不同，是緊扣大陸的政治、民生、文化脈動，是「中國大陸現場」的主要記錄者、冷靜的評論者。在報道和評論中，有對民間疾苦的人文關懷。
1962年的5月逃亡潮，是《明報》重視大陸新聞和關注北京政局的第一個轉捩點，是《明報》從武俠小說、娛樂新聞、色情邊緣小報提升報格，是擴大視野的第一步。
從1962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開那一年，《明報》的大陸新聞報道和評論或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62－1966年。1962年5月逃亡潮，1964年關於核子與褲子與《大公報》的論戰（核褲論戰），是這階段的熱點。
1962年之成為《明報》的第一轉捩點，是因為全面報道5月逃亡潮，金庸還發起給偷渡客送麵包的關懷行動；雖然香港非左派報紙多有此舉，但《明報》有與眾不同之處：正視大飢荒、大逃亡潮的社會背景，發表了一系列比較理性的評論。更為重要的，是〈自由談〉的創刊。
第二階段，1966－1976年，以文化大革命為主要題材。
第三階段，1976－1982年，以四人幫事件、文革政治事件翻案和改革開放的初期變化為主要題材。
有四個載體 重大陸新聞
大陸新聞報道和評論的載體，可分為四大類。
第一類，非署名的社評欄。1970年代前，絕大多數由金庸撰稿。
第二類，新聞報道版：1962年以來的「自由談」（兼具報道和評論功能），文革期間（1966－1976）的「鄉土」（一度另有文摘版），1976－1982年的「中國消息」（一度闢〈星期專論〉欄）。
第三類，署名的專欄評論：〈北望神州〉（周青撰稿至1973年，後由丁望撰），〈本報特稿〉（1966—1981，丁望撰）和〈新聞分析〉（1977－1982）等。
第四類，支援前三個載體的中國資料庫──明報資料室的主要收藏品。
自由談平台 讓眾人參與
金庸與好友董千里、倪匡等商談3年後，〈自由談〉於1962年6月創刊；催化劑之一，是5月逃亡潮。金庸以編輯室之名，發表創刊詞〈有容乃大無欲則剛〉，關鍵詞是自由和兼容（寬容）。
〈自由談〉兼具報道和評論性質，是眾人投稿版，以大陸、香港話題為主，兼顧台灣和歷史、文化議題。有的文章，是寫兩岸見聞和往事回顧，更多的是對政治、文化的評論。1964年，是「核褲論戰」的平台。1966年以來，偏重於文革的評論。
〈自由談〉每周刊一、兩次，每次約三幾千字，後來是每周三、五次。〈自由談〉初始期由金庸主編，後由周青負責編務。1968年（?）改為副刊的讀者投稿欄，現在的篇幅約500字。
〈自由談〉的作者有兩大類，一是成名作家，二是普通讀者。主要作者有自由派的金庸、董千里、李雨生、徐訏、十三妹、林琵琶、劉沛霖等，也有被稱為傳統左派的曹聚仁。
明報夥計中的作者，有桑莫（金庸給林山木起的筆名，山木的諧音）（註3）、丁望、周青、盧蒼、黃俊東等。
金庸以筆名華小民發表多篇歷史隨筆，如〈民食不足，是誰之過？〉，以筆名徐慧之發表〈羅素論「神權政治」〉。藉古諷今，觸及毛的造神、個人崇拜、漠視民疾和大飢餓；另一方面，藉介紹羅素等思想家的理論，談論自由觀、人道主義，套用今天的術語是宣揚普世價值觀。董千里也發表歷史隨筆借古諷今。
1969年5月前，金庸要我編選一冊〈自由談〉的選輯，作為報慶10周年出版物。我奉命編選出版了《明報〈自由談〉選輯（1962—1965）》。收入金庸撰寫的〈自由談〉發刊詞，約周青寫〈編者感言〉。
開設自由談 吸引新讀者
〈自由談〉對明報的貢獻，我的解讀是：
一，它是香港報紙中篇幅較多、園地最公開、理性討論的言論平台，逐漸成為社會公共空間；
二，它的內容和園地公開，吸引了大量合法來港的大陸居民和偷渡者，他們特別關心大陸的政治、民生及局勢變化，這就使《明報》拓展了讀者群，增加了發行銷量。
1964年的「核褲論戰」，是第一階段的重要標記。金庸（論戰總司令）獨力在第一線奮戰（後勤司令是林山木），批評「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提出「寧要褲子不要核子」之論，獲得讀者熱烈的支持。這一仗，宣告金庸與傳統左派陣營的「思想決裂」，建立了獨立思考的形象。
對於這一仗，我還有伸延性的解讀：重褲子輕核子，是對民疾的人文關懷。
恤民困、重民生，是以人為本。這恰與儒家的民本觀有親緣關係，如孔子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孟子云：「民事不可緩」（孟子．滕文公），「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孟子．梁惠王）。
註釋：
1．丁望：〈狂生有天堂夢 60年前建公社〉，2018.9.28。
2．丁望：〈大飢餓（1958—1962）：3000萬人餓死的悲劇〉。
3．林行止：〈縱浪大化查老闆識君我幸一遭逢〉，《信報》（林行止專欄），2018.11.6，A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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