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在科研教育開始批評「四唯論」（唯學歷、職稱、論文、獲獎）的考核方法，導因可能便是內地科研和學術界愈來愈多的學術造假。科研教育，包括大學，理論上應有考核的制度，可是，科研教育機構不可能像企業那樣考核。企業面對市場，在法律和道德規範下，盈虧可作為直接和最後的考核指標。即使在企業的不同部門採取各種創新制度與措施，最後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勝出或敗走，便可檢驗這些制度與措施是否可行或有效。
但科研教育不可能有這樣簡單直接的考核方法。科研出來的首先是報告或學術論文，這兩者只是半製成品，離科學與技術的新發展還有一定距離，專利權的性質也一樣。即使經過同輩審查，亦沒法可證明論文與專利必然會導致技術與學問的發展。多少資金和勞力投入，多少專家的讚賞引用，都不一定可轉化為有效的成果。大多數學術論文發表後便被湮沒，專利權廢而不用。科學、技術與學問的產生沒有簡單的生產方程式，也難以確實驗證審核。正因如此，眾多的學術造假甚至可以橫跨中外，歷時幾十年才偶然被揭露出來。
「四唯」之中，學歷、職稱與獲獎都是以論文為基礎，論文不可靠，其餘的便都不可靠。「四唯論」的基礎是行政的量化管理，愈是加強便愈是不可靠，學術造假的機會愈大，卻不可能使科研與教育產生出更有效的結果。正因為科研與教育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可以考核卻應該留有餘地，留有空間供例外的發展。
把金錢視作一切最終的衡量價值
內地以及其他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即使是最高學府，即使是世界學術權威，也一樣會出現學術造假。不過，在內地，似乎情況是大面積的造假，被國際期刊撤銷論文數以百計，涉及的機構與學者眾多。造假問題出現後，內地有關機構也似乎漫不經心，只是馬虎地作出反應。這種情況連同過往院士賄選、科研教育管理層的貪腐違法，乃至近期暴露的眾多性侵事件，問題的根源應該不僅在於當事者個人的道德操守行為，而是帶有體制與文化更深層的因素。
實際的情況，內地未必比歐美日為劣，但內地科研教育乃至企業和社會整體，可能對市場經濟理解偏差，把金錢（或是功利的其他表現）視作一切最終的衡量價值，因而否定一切道德、文化、政治原則與社會規範，變成赤裸裸為求個人利益而不顧一切，且形成風氣，排斥反對者。於是最簡單的表現是大學抄襲成風，由學生到教授，不是積極參與，便是包庇放縱，無論制度與文化都沒有否定，結果是一代傳一代，蔓延起來，成為大學的新傳統。由此產生的作用，是破壞了大學的學習；更嚴重的是，大學再沒有嚴謹的道德操守原則。自私自利的商品化思想與行為把大學積累上百年的風氣全然截斷、滅絕，連清華、北大也擺脫不了這種歪風。
於是，在這樣的風氣下培養出來的學生、科研人才乃至精英尖子，都難免帶上名利主義的不道德。不德之徒怎可保證他們不會抄襲造假呢？內地不單要懲治犯事者，還需檢討整個體制。
原刊於《東方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