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易卜生名劇引起現實聯想

在言路阻塞的社會，人們難以直言批評體制弊端，往往「彎（繞）道表達」：藉歷史故事、幾百年前文學作品的情節和對話，影射社會現實或迂迴進諫。

這就是理性表達的「移情投影」。人們不停留於對歷史的回顧、對文學作品的欣賞，而是在回顧、欣賞中「昇華」：移情於社會現實，帶出諷刺或期待之情。

德國劇團在北京公演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寫於1882年的《人民公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在南京被逼停演，引起了轟動效應，其因關乎觀眾的「移情投影」。

演人民公敵南京遇障礙

挪威的劇作家易卜生，早在1920年代就為中國讀者熟悉。三幕劇《玩偶之家》（1879, 又譯《娜拉》），很早就在上海等地演出。香港喜愛芭蕾舞劇的人，可能更熟悉五幕詩劇《培爾．金特》（1867，有蕭乾譯本），這或與改編為芭蕾舞後的插曲〈清晨〉和〈索里維格之歌〉（註1）的優美旋律有關。

9月上旬，柏林邵賓納劇團在北京的大劇院演出五幕劇《人民公敵》。劇本收入人民文學出版（北京）的《易卜生戲劇集》（2006）第2卷，譯者潘家洵是易卜生專家。譯文中的術語，略帶紅色中國（紅中）特色，例如把歐洲小城的地方官吏稱為地方領導人、咱們的領導人（卷2，頁240、244）。

《人民公敵》在北京公演引發的「移情投影」，使宣傳官（審查官）警惕，封殺了原定9月中旬在南京的演出。演出原是德國歌德學院與南京大學文學院的合作安排，因劇團拒絕修改劇本的一些對話（所謂敏感話題）而停演。官方有「包裝性說法」：「因舞台技術原因」而停演。

政局續左轉政審更苛嚴

胡溫新政時（2003年3月至2013年3月），《人民公敵》曾在紅中演出；北京的人民藝術劇院也曾演出（香港於2017年以廣府話演出，由鍾景輝和萬梓良「讀劇」、馮祿德導演）。

胡溫新政時，有些歌手的歌曲也受限制。2011年，鮑勃‧迪倫在壓力下「自我約束」，不唱招牌曲〈答案在風中飄蕩〉（Blowing in The Wind），其歌詞有「一個民族生存多久才能獲取自由」之問？

2013年3月後，政局左轉衍生亞文革（註2），文藝的政治審查趨緊。德國著名的德累斯頓十字童聲合唱團，在紅中巡迴演出，向審查官妥協停唱〈思想是自由的〉。德國文化界抗議不能演唱此曲，稱合唱團向專權者「下跪」。

這次邵賓納劇團沒有「下跪」，但在北京第二天的演出，取消了互動安排。紐約時報的署名評論〈易卜生話劇《人民公敵》在中國遭審查〉（Ibsen Play Is Canceled in China After Audience Criticizes Government），聲稱北京當局增強「文化的審查和控制」，並「已達到新的極點」。面對政治審查，是「下跪」還是「打退堂鼓」，是外國藝術團無可迴避的選項。

戲劇揭謊言觀眾有聯想

《人民公敵》的故事，發生於挪威沿海的小城。主角、公共溫泉浴場的醫生斯多克芒，發現浴場被污染、影響市民健康，提出重建浴場的建議。污染源是本地一家皮革廠排出的污水，他的建議受到與此有關的利益集團阻撓。後來，市長、皮革廠老闆和《人民先鋒報》編輯等串通，藉市民大會裁定醫生是「人民公敵」，並解除其浴場的醫務公職。

劇本透過描寫醫生的自由觀、環保觀和獨立思考，帶出「多數人專政」的話題：有權勢的「多數派」，藉人民之名壓制說真話、站在真理一邊的少數派。醫生揭發強勢一派的謊言，他說：「《人民先鋒報》真荒謬，天天在報上瞎嚷」，「想把本地的繁榮建築在撒謊欺騙的泥坑裏」（卷2，頁250）。

在亞文革的政治生態下，《人民公敵》在北京公演有更強的「聯想現實」誘因。環境污染（涉及官商合謀、捏造環保數字）、官商勾結、官場貪腐、官媒說謊、愚民宣傳，是常見的現實場景。給環保、維權者加上「尋釁滋事」、「煽動顛覆政權」罪（類似「人民公敵」），亦司空見慣。有思考力的觀眾觀賞戲劇情節時，對現實的聯想多而衍生「移情投影」。

在毛時代（1949—1976），編造「人民公敵」罪名整人，就是平常事。曾任社會科學院院長、政協副主席的胡繩（1918—2000），在一篇文章中提過這樣的「荒謬」：

「有些人因為肯於想問題，敢於講真話，一下就成了右派，成了『人民公敵』；有些人不想也不說，或者說假話，就沒事了。」

了解這段歷史的年長觀眾，在觀賞《人民公敵》中有聯想現實之情，亦十分自然。

《人民公敵》在公演時，透過字幕和英文翻譯而有「演員與觀眾互動」，由演者提出話題讓觀眾回應。觀眾的回應是：「他（醫生）是正直的人」，「我們也受污染」，「我們的媒體也不講真話」，「我們要自由」（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