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三個月內，胡佛院士，楊國樞院士與沈君山校長等三位戰後台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最突出的標竿人物相繼過世，令人無限感傷。他們三位從7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對台灣的威權體制鬆動、政治改革與民主轉型，極為關鍵。
年輕一輩可能無法想像，在報禁與黨禁的年代，少數知識菁英可以引領思潮與營造輿論，削弱威權當局的合法性，為反對運動提供論述指引與社會土壤。
引領時代風潮的第一人
三位之中，胡佛更是引領時代風潮的第一人。在政治轉型的關鍵時刻，他提供最清晰、嚴謹、完整，又最有說服力的憲政論述與改革主張。他不僅坐而論道，更起而行，協調組織志同道合的學者和媒體評論家相互聲援，並在威權當局與反對運動之間積極溝通與協商，發揮扭轉乾坤的作用。
他的巨大影響力與感染力，來自於他光明磊落的人格與「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氣，因此得到各方的敬重與信任。他經歷過威權統治打壓、特務機關威嚇，與各種權位、名利的誘惑，但絲毫不能動搖他對核心理念與終極關懷的堅持。
他的良知像高懸的明鏡，折射出同時代所有著名知識分子與政治風雲人物的本性：善惡，虛實，真偽與愚智。
他往來的對象以及曾受他影響的故舊門生，幾乎覆蓋政治轉型期所有關鍵人物：從雷震到黃信介，蔣經國到李登輝，陶百川到郝伯村，費希平到林義雄，孫運璿到宋楚瑜，呂秀蓮到馬英九。
他看盡學術界諸多浪得虛名的學者，因缺乏氣節而趨炎附勢；他看透昔日披上民主改革外衣的反對運動人士，一旦掌權，就玩弄特權、政治分贓，甚至扭曲法治、箝制輿論、迫害政敵、操弄民粹，淘空民主的實質內涵。
他最擔憂的是兩岸關係。生於大陸，成長於8年抗戰，他深知台灣民族主義挑戰中國民族主義可能導致骨肉相殘的悲劇。
他反覆告誡政治人物，若出於自己的認同錯亂或政治計算，而刻意製造台灣2300萬人與對岸14億人之間的疏離、敵意與對立，極不負責任，也極不道德；割斷與中華文化的紐帶，台灣將猶如失根的蘭花，只能隨波逐流，任由強權擺布。
原刊於《天下雜誌》，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