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對社會的影響

銀行和金融的大改革,早在1930年代就出現。當時,芝加哥經濟學中,比捍衛自由經濟聞名的 Milton Friedman 更早成名的 Irving Fisher 提出一個所謂 Chicago Plan 的大型經濟計劃,針對當時大蕭條後的金融結構重整,不過,後來並未有實施。
金融為甚麼會周期性不穩?因為這根本就是銀行的盈利模式(business model)。銀行的盈利模式,是借別人的錢再借出去賺錢,更重要的是,銀行向存款人借入短期錢(borrow short),然後向貸款人放出長錢(lend long),這種長短期資金錯配本身並非一個穩定可持續的模式。因此,銀行體系一段時間就會出現擠兌(bank run),造成金融動盪或經濟不穩,美聯儲局當年就是因此而成立,變成一個最後借貸人(lender of last resort)穩定各方信心。換句話說,央行(政府)是銀行體系盈利模式的大後盾,這等於用市民的錢去補貼整個銀行體系的盈利模式。
 
亦即是說,社會有一個隱性的成本去支撐銀行運作,但同時間,銀行所創造的信貸卻又可能為社會帶來一些副作用(如貧富懸殊等),於是,銀行的改革不但會帶來更安全的金融系統,減少社會成本,更重要的是,也可能解決一些經濟學家束手無策的社會問題,而不用搞加稅和財富再分配的一套。
 
其實,銀行和金融的大改革,早在1930年代就出現。當時,芝加哥經濟學中,比捍衛自由經濟聞名的 Milton Friedman 更早成名的 Irving Fisher 提出一個所謂 Chicago Plan 的大型經濟計劃,針對當時大蕭條後的金融結構重整,不過,後來並未有實施。這個計劃,在剛過去的金融海嘯後,似有復活討論之勢,除了 IMF 的研究部門重提舊事,著名的芝加哥大學商業學院的教授 John Cochrane 也寫了一篇論文分析,《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 Martin Wolf 近日也發表了類似的觀點。當然,這類的觀點,實屬金融體系大手術,而非小修小補的工作(比這幾年已經較嚴謹的監管條例更激進),短期可行性非常低,但筆者不會太快否定這些建議的可能性和建設性。
 

信貸增加危害經濟穏定

 
Wolf 在其文章〈貨幣供應權應收歸國家〉,提出解決政府與創造「私幣」(private money)的銀行互相依存,而造成的經濟不穩定的方法,是將貨幣供應權收歸國家,在貨幣創造與金融中介職能分離之下,銀行不能再用高槓桿(例如以1元資本做10倍、20倍甚至30倍放貸)謀取厚利。
 
銀行利用槓桿式的方法去獲利,加劇社會貧富懸殊。<br/> (亞新社圖片)
銀行利用槓桿式的方法去獲利,加劇社會貧富懸殊。<br/> (亞新社圖片)
 
停止 fractional reserve 這個系統,要求把所有存款以為現金(或短期國債)作為儲備(或準備金),就會拿走了銀行創造貨幣的角色。除此之外,Cochrane的論文中,也建議所有的信貸皆需要股本(equity capital)作為支撐,使銀行有幾多錢才可以貸多少錢出去,不能「空手入白刃」,透過借別人的錢再借出去賺錢,避免過份槓桿化。
 
為化解銀行體系對經濟穩定可能造成的危害,其實不斷有經濟學者提出不同的的方案,部分建議提高銀行的資本金,大力去槓桿化,但究竟哪個水平的槓桿比率為之最恰當?Chicago Plan 這類徹底的手術,對經濟的影響是甚麼?這等同一個巨型「去槓杆化」行動,短期震動應該無可避免;不過,有趣的是,根據 IMF 的研究,長遠對經濟增長反而會有正面幫助,使資源分配到更有經濟效益的板塊,減少經濟信貸炒賣周期,長遠提升經濟生產力。
 
問題的關鍵是,甚麼是過份的信貸?如何分別信貸的社會和經濟功能?當信貸能用於提升社會整體生產力的時候,便是一個好的信貸,如一個貧窮國家拿到國外貸款去修橋起路發展經濟;但如果信貸是用於沒有提升生產力的用處上,這些信貸的效益就存疑,例如,用於建「大白象」工程。筆者的觀察是,當信貸過度的時候,也正正是信貸效益最低的時候。有說:「最壞的貸款,是在環境最好的時候簽訂的。」貨幣政策和信貸寬鬆的時候,企業融資和賺錢較容易,人人收入增加,開支自然提升,於是,又再進一步促進經濟,形成「良性循環」;而且,收入增加,資產增值,信貸自然又再進一步寬鬆。信貸泡沫形成的時候,通常都是市道暢旺,消費信心樂觀的時候。不過,市道暢旺如果是由信貸猛增所催生,而信貸不可能永無止境的超於生產力提升,當信貸開始放緩之時,自然是下行周期的開始。正如 Bridgewater Associates 的 Ray Dalio 所言,經濟的周期循環,其實是由信貸主導,不過,信貸卻又往往被一般經濟學者所忽略;Dalio 認為,周期循環也有大小之分,小循環就是一般的衰退,而大循環就像日本過去20年的大崩潰。如果沒有小循環的出現,信貸得不到調節,便會更容易更快的出現經濟大崩潰。 
 

信貸與貧窮

 
如果 IMF 這個研究是正確,減少信貸(由過分減至適度)長遠對經濟和生產力的提升是正面的,使資源分配到實體經濟的具體生產上(參考圖二),而非金融炒賣,那麼可能我們便找到了解決貧富懸殊的金鑰匙;不是 Piketty 所建議的加稅等財富再分配的政策工具(因為這些政策工具對經濟增長的打擊更大),而是資本(capital)增長過高的根源,就是金融和經濟系統的過份槓桿化。
 
(灼見名家圖片)
(灼見名家圖片)
 
換一個角度來看,其實,信貸和相對貧窮之間的關係,也正正是諾貝爾經濟學得主 Muhammad Yunus的一個觀察,而他所成立的貧窮人銀行Grameen Bank 正正是要針對這個市場失敗(market failure)例子,就是那些有償還能力的貧窮人也拿不到信貸。有實際需要和合乎經濟邏輯的人拿不到信貸,拿到信貸的卻又往往只是拿去化成不能提升整體社會生產力的資產,這也是另一個對IMF研究的一個旁證。
 
這幾年的金融改革無論是Basel,Dodd Frank,Volcker Rule等,都只是一些小修小補,無論是 Chicago Plan 或是 John Cochrane 所建議的,都是更根本的改革。當然,此舉後果非常嚴重,而且勢必觸動銀行的利益,短期相信可行性十分低,不過,值得繼續留意和探索,尤其當我們了解到,金融改革不只是銀行的問題,更可能會帶來社會財富集中或是較分散的影響。
 
 

黃元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