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新加坡的印度裔女作家Balli Kaur Jaswal ，最近獲書商Book Depository邀請，出席2018香港書展的講座，分享她的創作心得、擁有多重文化背景對她作品的影響、如何書寫當代印度女性的故事⋯⋯本社記者趁與Jaswal進行獨家採訪的機會，進一步了解她對寫作及現今世代上女性的地位和身份的看法。
印度版《格雷的五十道陰影》？
Jaswal出席今年書展活動，主要是來介紹她在2017年出版的作品Erotic Stores for Punjabi Widows，這是她第三本著作，翻譯版權已銷售到超過10個地區；電影改編權亦交給英國電影公司Film4 Productions負責，她在訪問中透露，編劇是一位和她擁有相似經歷的女性，現正在斟酌劇本，令人非常期待最後的出品。除了宣傳新作外，訪問中亦討論了她的兩本前作，以及她獨特成長經歷如何影響她筆下的故事角色。
Jaswal表示，自己雖然在新加坡長大，但自幼就隨家人旅居不同國家，因此接觸到很多不同的文化。不過她多年來身處的圈子，始終是由海外印度移民組成，因此作為一個接受西方教育的新一代印度女性，她觀察到東西文化的衝突並沒有因為遠離印度的土地而消失，相反，上一代的長輩和新一代年輕人之間的差距只會愈發明顯。正是這種植根於現實生活的衝突，令Jaswal決心以文字為自己的女同胞發聲，寫出她們沉默的故事。
談到她三本著作的異同時，Jaswal表示，自己首兩本作品Inheritance和Sugar Bread都是以新加坡作為故事的舞台，由於她自幼就生活在這個各種文化種族語言互相交雜影響的國家，因此她在寫作時亦能輕易從個人經歷中取材。而去年出版的新書則是她的一個新嘗試，不但借女性讀書寫作俱樂部這個場景大膽探討女性身體和情色文學的議題，同時她亦把女主角設定為在英國倫敦長大的新生代印度裔移民後代，更深入地探討東西文化的矛盾和衝突。Jaswal表示，自己以往雖然曾到訪倫敦，但倫敦和在生活了長時間的新加坡不同，她在描寫倫敦這座城市的風貌時特別留意要符合真實，務求讓讀者更投入故事。事實上，細看她已出版的三部作品，能觀察到她每一次寫作都在突破自己的安全區，例如第二部作品Sugar Bread即用小女孩的敘事角度來揭開家族秘史，以兒童揭開母親秘密的懸疑故事作為明線，暗線則是批判傳統家族對女性成員的壓迫。
Jaswal亦提到雖然外界有個別評論批評她為了銷量而迎合大眾，轉向流行文學的方向發展，但其實這種融合類型小說和嚴肅文學命題的嘗試，正是反映了Jaswal一開始寫作的目的──讓更多人聽到那些不能發聲的弱者的聲音。
女性的雙重身份：壓迫者和受害者
在和同樣是旅居不同國家的專欄作家和詩人Nashua Gallagher對談的講座中，Jaswal亦分享了她在新作中的女性角色並非善惡分明，而是希望反映女性在父權壓迫下所承受的雙重壓力，以及她們各自面對的困境的不同性質和反應。她指出，女權主義的目標，對屬於不同世代、生活的環境有着巨大差異的女性而言，絕非單一的定義或口號，而是不斷在交流變化的對話。她舉出新作中一位屬於老一輩的寡婦角色為例子，站在青春活潑的女主角的立場來看，這個屬於傳統的前輩不但沒有支持女性後輩的革命，甚至成為父權的幫兇，積極限制譴責年輕女性的舉動。然而，其實這位寡婦之所以會成為「加害者」，歸根究柢是因為她年輕的時候也被逼成為婚姻和家庭的受害者；站在她的角度，面對長年累月永不盡頭的壓迫，如果她不自我催眠，相信這樣的處境實是心甘情願的「選擇」，她又該如何接受這日復一日的「日常」呢？這不正是林夕寫給陳奕迅那首〈斯德哥爾摩情人〉裏那句「也許早已適應 就此跟綁匪同床」血淋淋的現實寫照嗎？
Jaswal表示，自己之所以能寫出這些現實裏曖昧的人性灰色地帶，只為了填補長久以來由男性作家所主導的文壇，他們霸佔了話語權，因此造成的女性文學的空白。她指出那些國際知名的印度裔作家如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作品大多從男性角度出發，因而忽視了女性在爭取自由時，面對的不只是東西文化和年齡代溝的障礙，還有男性作家不能感同身受而選擇性無視的隱形性別歧視。
在講座的尾聲，Jaswal和Gallagher亦分享了一些最近在網上流行、由印度年輕網民所創作的漫畫。這些漫畫借「好女孩」和「壞女孩」的標題，以諷刺的畫風描繪父權審判女性所採取的雙重標準，點出蕩婦和羞辱在本質上的自相矛盾和虛偽。正如Jaswal在採訪最後提及她希望借在虛構故事裡懲罰壞人，為弱者伸張正義，同是文學在現實的功用之一，亦借此喚醒大眾，推動、改變並帶來實質的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