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文藝創作組學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研究所碩士駱以軍先生，7月22日在香港書展講座上主講「一件很小很美的事」，分享聆聽故事的時刻，以下為主要內容：
從聆聽彼此故事學會互相尊重
駱以軍：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個看似小泡沫的故事。它們就像芭蕾舞一樣，會迴旋成一種感覺，一種聽故事時光的感覺。
這五、六年間 ，不論是大陸、香港還是台灣，變化都很大，大家就像被捲進科幻小說中。因為我是個作家，所以很想告訴大家，透過聽彼此說故事，我們可以學會尊重對方背後，我們所不知道的苦難，從而變得謙遜，不去羞辱對方，不去把標籤貼在對方身上。
城市充滿按摩服務員的故事
我先說個很小的故事。作家每天花7小時坐在書桌前，所以過了40歲之後，我的腰椎開始生毛病，需要按摩。我走進一間香香的按摩店，員工都是穿著賽車展服的美少女。她們用腿為我按摩時，就像蝴蝶在我的背上跳舞一樣，感覺非常美。有一次，一個按摩的少女問我，可不可以把高跟鞋脫掉。她們公司規定員工一定要穿高跟鞋。我說當然可以啊。後來她跟我解釋要脫掉高跟鞋的原因。
這來自台南單親家庭的女孩，國中時最愛打排球，是隊中的「重炮手」。她的教練是那種來自我這個年代、走暴力路線的教練，訓練時沒有想到保護發育中的孩子。後來她升上高中，排球隊的人都比她高大，所以她一下子變成舉球員；加上膝蓋在國中的排球訓練中弄壞了，動手術後，醫生說她再也打不了排球。所以她退出了排球隊。從小到大，她都覺得自己活着是為了打排球，所以退隊後，她無心向學，後來更退學了。直到十八歲，她來到台北按摩店打工，養活自己。
所以， 一雙原本是排球員的腿，現在來給客人踩背。她每天穿著高跟鞋，工作8到10小時，腿都發炎了，所以想要脫下高跟鞋休息一下。
現在的我能講100個按摩服務員的故事。其實我們的城市充滿着這樣的故事，可能你在乘計程車時，都有聽過司機講一些小故事，都是城市的浮光掠影。
盛大表演背後的腐敗
接下來我要說今天真正的故事。故事發生在2010年左右， 當時大陸辦了一個團，叫「蕭紅文學之旅」，目的地是東北，我們參觀了東北二人轉。接待我們的是一個純潔的東北姐姐，她紅着臉跟我們說，老師，別去看那二人轉吧，實在太黃色了。幾年前有一個台灣來的女作家，說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不怕黃色的東西，可是看到一半，還是吐了一口口水，說聽不下去，走了。我們一聽，覺得更要去看了。
我們坐的士到參觀點去，司機告訴我們，那條街十分腐敗，都是一輛輛軍人的進口車，他們駕車出來時，交通警察還要跟他們敬禮。我們一聽，覺得更要去見識見識了。
但到了表演場地，並沒有人在做二人轉， 反而有些人在唱紅歌。漂亮的東北妹子，穿著一身毛裝，歌聲優美得不得了，但其實我聽不懂她在唱甚麼。臨時演員在演老幹部，抬著槍向人敬禮，旁邊有人搖著五星旗。我問招待我們的東北姐姐，演員到底在唱甚麼，發現歌詞全是甚麼「哥哥萬里長征」、「哥哥你要好好解放台灣」、「把他們殺掉殺掉殺掉」。我當下就覺得很不舒服，我爸當年就是被你們趕到台灣，現在我們才變成這樣的怪物。後來我到樓下抽煙，看到一個老人疲憊地拖着一堆爛紙走過，發現這才是這條街腐敗的地方。
表演只剩15分鐘，終於有二人轉了。二人轉就是一個侏儒，打扮成一個小孩，身邊站着一個穿著新娘白紗、比我還高的姑娘。那個侏儒一上場，我就覺得不得了，說詞超厲害的。那場戲黃到不得了，讓我歎為觀止，瞠目結舌。一個文學家說過，民間小說最棒的地方，其實就是這種民間語言，就像莫言的小說，就是充滿性器官，充滿笑話。
人類本來該有的形狀和尊嚴都消失
後來那姑娘說，「各位哥們，各位爺們，你們太熱情了，兄弟太感動了，有個絕活我從沒表演過，今天給大家表演。」 她表演了用鼻子喝牛奶，牛奶從眼睛流出來，像白色的眼淚，看得台下的人台下的人都傻眼了。我之後寫了篇文章，就叫《白眼淚》。
要練這絕活，一定要吃很多苦功，但這姑娘並沒有陷入世界的資本主義。就像勒邦·占士，他苦練籃球，得到的是幾億簽約金，但這姑娘吃苦後的表演，在老外看來，應該很怪異恐怖。民國初年中國人最焦慮的，就是如何在短短一年內，得到別人80年的功力，超英趕美嘛。一直到今天，這焦慮仍然存在。
看着這種表演，我就想起自己高中時那種鬼混。其實那時候還沒有網絡，台灣還處於戒嚴時代，社會上媒體非常少，連色情刊物都很難看到。我到同學家看色情片錄影帶，感覺就好奇怪，不明白影片中的美少女被輪暴，那麼慘的事，為甚麼我們要圍觀。看二人轉時，我就在想為甚麼我們會以觀看一項使人類本來該有的形狀和尊嚴都消失的表演，作為娛樂。到了車上，本來鬧哄哄的台灣大哥大姐，都沉默了下來。招待我們的東北姐姐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還跟我們說，那侏儒跟那東北姑娘真的是一對。那侏儒去學戲，畢業後沒有女同學願意跟他演出，他卻跑去游說最美的戲花跟自己表演，之後日久生情，就在一起了。這故事為我們的情感找了個下台階，我們又開始嘻嘻哈哈起來了。
故事是鮟鱇魚頭上的微光
最後我想談談今天的題目。《一件很小很美的事》是美國小說家雷蒙德·卡佛的短篇。故事的女主角安妮是個年輕的母親，為兒子的八歲生日訂購了蛋糕，兒子卻遇上交通意外離世。安妮夫婦非常悲痛，完全把取蛋糕的事給忘了。之後他們一直接到一個奇怪的電話，問他們是不是已經忘記了兒子。後來才發現，這是麵包師傅打的電話。他們在深夜趕到麵包店，質問師傅為甚麼要打電話騷擾他們。師傅知道安妮兒子死去的事，歎了口氣，請安妮夫婦吃美味的麵包，說在這時候吃美味的食物是件很小很美的事。之後師傅開始跟他們分享人生的種種失落、孤單。他們聊得十分投契，直到清晨還不想離開。
之前我沒有足夠的生命經驗和教養去理解這個故事，但我慶幸遇到許多他者，聽到他們的故事。雖然這未必能解決發生在我身上的悲劇，就像麵包師傅無法解決安妮失去兒子的痛，可是至少說故事跟聆聽故事的時刻，是應該存在的。跟安妮和麵包師傅一樣，我們會被這世界劇烈的變化摧殘，但我還是相信，故事就像鮟鱇魚頭上的微光，當我們願意說或聽故事時，這微光便會亮起來。
西夏旅館只存於說故事的一瞬
觀眾：我是個東北人，在香港聽一個台灣人講東北，感覺很夢幻。聽了整個講座，加上《一件很小很美的事》這個故事，讓我想起讀你的《西夏旅館》最後一章時，有一個困惑：你講了很多聽故事的故事，但為甚麼沒有講講故事的故事？為甚麼沒把自己在寫作過程中的體驗加在這章裡？為甚麼這一方面的表達方法被放棄了？
駱以軍：我已經很多年沒回去看那個作品了，但在我記憶中，我寫這個小說的時候，很希望有一個把前面全部章節濃縮起來的一個結尾。我寫到這個長度的時候，最後一章不應該還是一個故事。我覺得很多小說家都未能做到這一點，我也沒能力做到。
可是我最後有一個取巧。為甚麼我會這樣做呢，可能在那個時候我就已經感覺到，我父親的那個國已經亡了。後來台灣有一個很好的小說家，叫童偉格，有一本非常好的小說，叫《西北雨》。他的整篇小說就是一場西北雨，就是夏天午後突然來的一陣暴雨，下得很兇，然後突然又沒有了，就像甚麼都沒有發生過。可是他很會寫一個他已經死去的父親，跟另外三千多個死去的礦工的世界，他讓他父親重新活在他小說的世界裡。就像一陣西北雨來到時，雨所形成的光，變成了電影的屏幕，只有在這雨瞬間在下的時候，他父親和朋友那種沈從文式的款款柔情、人世哀傷，對生命無可奈何的一種對應，才存在在這電影屏幕。當雨收掉後，這一切又不存在了。我覺得他能做的比我厲害很多。
我當時想說的就是，整個西夏旅館只存在於說故事的這一瞬間。這故事跟西夏這個民族一樣，註定是不被理解的，所以我後面才採用了一種取巧的寫法。如果我假裝自己是一個西夏人，其實我可以發明一個字，代表今天整個下午我們在一起的時光，這個字可能是西夏文字，然後有天我用這個文字來寫一篇小說，又或者一篇佛經，所以我在最後一章弄了個圖尼克造字。如果這個魔術是存在的話，你在前面看到的那四十多萬字的每一個字，其實都讀錯了。每一個字都應該用西夏造字的符號系統去閱讀。如果一個西夏人去讀這本書，其實每一個字都是西夏文，它講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