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年輕人上山下鄉
印紅標的文章講述了北京的大中學生如何被利用與操縱，將文革從理論批判推演成充斥暴力的紅衞兵運動。最具代表性的場面乃身穿父母舊軍裝、戴軍帽、腰紮皮帶的少男少女，穿大街過小巷，一路高呼：「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滾你媽的蛋！」「毛主席萬歲！萬萬歲！」他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幹革命，衝進私人住宅抄家，開批鬥會，打老師…… 北京中學生到全國各地「煽風點火」，一時間，全國人都得效法這些少年人的狂熱，早晚唸《毛主席語錄》，跳「忠字舞」，社會無秩序，個人沒有安全感，無人料到如此的亂象與癲狂延續10年之久。
一代青少年，文革開始時成為運動主力軍。一批批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在天安門接受毛主席檢閱，發誓緊跟偉大領袖。主席對一名女中學生的戲言「要武嘛」，讓全國各地造反派中好鬥好勇者得到了「最高指示」。那個時代，極少數人有條件出門旅行，因為工作分居兩地的夫婦一年見到一次，離家工作的子女數年才有條件回家探望父母。而一夜之間，中央下令，全國的中學、大學生可以免費去北京見毛主席。繼而「大串聯」開始，學生可以免費乘火車全國行走，各地設立紅衞兵接待站，免費提供食宿，為紅衞兵宣傳和鼓動文革提供方便。無須上學，免費旅遊的夢幻日子終有盡頭。到1968年底，革命小將從政治舞台上被推下來，強行送往農村，美其名曰「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實則被文革利用完畢後統統流放到窮困邊遠的農村。
讓這些五穀不分的人去務農，將千千萬萬家庭拆散，剝奪了年輕人受正規教育機會的非法、違反人性的舉措稱為「知青運動」。詩人食指寫過一首詩〈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記知青別故鄉的一剎那，令人想起杜甫的詩句「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對這些孩子和他們家人，那是沒有歸期的離別。他們每個月的糧食供應連同戶口被註銷，不下鄉則要背上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罪名。67、68、69屆的大學畢業生被送到解放軍部隊農場「接受鍛煉、改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中外歷史上均無先例，該政策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成為集體記憶。潘鳴嘯（Michel Bonnin）的文章介紹這一場特殊和複雜運動的來龍去脈，並分析了運動的成因及後果。王克明的個人經歷是生動的佐證，也顯示出某些地區知青在農村文革中的作用。
徐友漁的文章分析了毛時代年輕人的思想啟蒙，由革命小將到流放農村的經歷引起一些人的思考。帶領全國人民對毛澤東無限崇拜的副統帥林彪企圖投敵，動搖了年輕人宗教般的信仰。在迷惑中思考、懷疑舉國狂熱、探索真理的年輕人中，最了不起的是一位年僅24歲的青年工人遇羅克。他在「紅色恐怖」的年月寫下批駁「血統論」文章，呼喚常識理性。1970年3月5日遇羅克被槍斃。多少人付出生命的代價，才使得這一兩代中國人擺脫盲目的領袖崇拜，學習獨立思考；從造反有理到尊重法制，從你死我活的鬥爭到認同和諧、平等、友善的價值觀。
十年動亂真槍實彈武鬥
與歷史上的動亂與戰亂不一樣，文革沒有前方後方。沒有一個縣、一個村莊，乃至一個家庭能夠倖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何蜀、宋永毅分別記述了文革武鬥最嚴重的兩個地區，重慶和廣西。在重慶武鬥中，那些準備為了保衞毛主席和黨中央犧牲性命的年輕人，在不同的兵器工廠和軍隊的支持下，彼此之間真槍實彈打起「內戰」。今天重慶沙坪壩文革死難者公墓的433座簡陋的墳墓中，埋着10幾歲到20幾歲的逝者，見證一段不應當被忘卻的歷史。
宋永毅用官方編撰的史料描述了廣西文革時期人吃人、大規模槍殺無辜、大規模性暴力的事實。情節血腥恐怖，聽起來匪夷所思。曾經有大約9萬至20萬人被折磨致死或直接被槍殺。他們因家庭出身被列為階級異己份子的人，包括他們的孩子，也包括因文革派系被扣上罪名的民眾。種種酷刑，令人毛骨悚然。這些詳實的調查，作為內部資料封存。今天廣西的年輕人，恐怕也無從知道家鄉的這段血腥往事。
民間學者李遜講述造反派奪取上海市委領導的「一月革命」，以及背後的內幕。這一文革中的標誌性事件，引發全國從各級行政機構到各單位的「奪權」，即由造反組織接管各政府機關部門，稱之為「全國山河一片紅」。文章說明權力的更換並沒有脫離「如來佛的掌心」，並非群眾組織的意圖或者他們的勝利。
亂象背後全民效忠毛澤東
文革的亂象背後，有堅實的社會凝聚力和國家控制力。前者來自領袖人物的絕對權威及其群眾盲目崇拜，後者基於對軍隊的控制及專政，即不必用法律作為依據的鎮壓手段。文革中，軍隊仍然穩穩地在黨和毛澤東的指揮下，絕度服從命令；專制之下，雖然愈來愈多的人開始懷疑，表面上仍舊必須服從。
丁凱文的文章講述軍隊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依靠力量。將軍人對毛澤東的絕對效忠，推廣為全民的效忠，以「忠不忠於毛主席」作為衡量一切是非的標準，在文革前就開始了。文革中軍隊是隨叫隨到的別動隊，控制學生派他們做「軍宣隊」，支持造反派讓軍隊去「支左」，大學畢業生送到軍墾農場接受鍛煉改造，地方政府癱瘓直接由軍隊接管。最具諷刺意味和戲劇性的是，文革的結束十分有戲劇性。林彪的兒子林立果，一名年輕軍官及其夥伴，寫出一份揭發最高領袖罪行的檄文〈五七一工程紀要〉，一篇大實話推倒一尊神。
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回憶起1980年代初他到中國做訪問研究，就連剛認識的人，也爭相對他描述文革的瘋狂與不幸。有人舉起五根手指，搖動大拇指，笑道：「四人幫」。那是文革後老百姓一致看法。他的文章指出，文革發生的前提是領導層中一些人對毛的忠誠超過對黨的忠誠。毛利用這些人以及妻子江青做出人事布局，控制宣傳機器，借重林彪控制軍隊，最終摧毀黨的組織體系。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是毛的指揮部，暗中活動，動員群眾造反，形成情報網絡，但未能完全掌控局面。現在看到的文革研究，大部分都支持這一判斷，只不過無人像他這樣直言皇帝沒穿衣服。
文革中最普遍的現象是每個城市和縣、鄉，都有勢不兩立的兩大造反派。他們卻有共同的目標和誓言：誓死保衞毛主席，誓死保衞黨中央。他們胸前帶着毛主席像章，任何場合都舉着一本「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文革高潮時期，每天早上需要站在主席像前舉着小紅書進行「早請示」，晚上同樣的儀式稱之為「晚匯報」。如此的瘋狂與荒謬有兩個基礎，一是不得而已的順從，再就是發自內心的個人崇拜。
馮客（Frank Dikötter）的文章分析了個人崇拜的歷史淵源，描述毛崇拜的各種荒誕現象。也許沒有人能夠理解或者分析這個文明古國何以集體陷入非理性。只能說，文革災難不再重演需要對制度的檢討，也需反思人性，需要家庭及學校教育強調獨立思考，尤其要避免個人崇拜。
新書推介
書名：《中外學者談文革》
作者：熊景明、宋永毅、余國良
出版社：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6月
作者簡介
熊景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民間歷史」項目負責人。1988至2007年任該中心助理主任。著有《家在雲之南：憶雙親，記往事》以及多篇人物記述及書評，編著《進入21世紀的中國農村》；《中外名學者論21世紀初的中國》；《史家高華》（合編）。曾獲美國Scone Foundation歷史檔案專業年度人物獎（Archivist of the Year, 2017）。
宋永毅，文革研究學者，當代中國史史料專家，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圖書館員。主要著作有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合著）；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合著）；《新編紅衞兵資料（各省市）》；《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主編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四種大型數據庫。曾獲美國21世紀國家圖書館員獎（21st Century Librarian National Award）和美國圖書館協會的勇氣獎（Paul Howard Award for Courage）等多個獎項。
余國良，歷史學博士。曾任《二十一世紀》主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助理所長，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副所長。研究興趣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當代德國哲學。著有《海德格基礎存有學的認識論意涵》、《五四知識群體的革命論述》；編有《90年代的「後學」論爭》、《全球關係中的中國處境》、《上海：城市、社會與文化》、《概念史：理論與實踐》。
以史為鑒看文革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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