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資局近日把本地大學「國際化」的主張，改用了「Global Engagement」的用語。我們還在推敲這改動的意涵時，對於教學以英語為主的爭論又再啟動。這回是英語教學者發表心聲，坦言同事在班房用廣東話教學，容易在教育評估上得到較高的分數（這個現象說明了些什麼？）。我記起每逢有母語為英語的老師在課堂上說一兩句廣東話，不論讀音咬字是否標準，都會贏得一陣掌聲。相反說來，母語非為英語者說起英語，都感到如果說得不夠標準，可能惹來的眼光及壓力。
基層對「標準」廣東話少有要求
語言是否說得標準，外來的「陌生人」、「他者」、「非我族類」的身份差異或政治，其實來得十分直接，先不說英語而以廣東話為例。社會學家，又是融入香港的新移民（馬來西亞籍華裔）的陳允中，觀察到香港基層相對於中產，少有對「標準」廣東話的要求。基層對鄉音及普通話的包容力強，皆因以團結共處和互相幫助作為生活的基礎。不同群體（專業及菁英者、內地高等教育工作者、荃灣、灣仔基層街坊、新界菜園村）裏的語言情況，顯示回流菁英沒有本土化的壓力。他們多用英語，少用本地語言，有別於香港基層以廣東話為主。
基層街坊說的廣東話非常多元，包括夾雜着各種鄉音之廣東話，根本分辨不出有所謂標準的廣東話及俗語，亦無所要求。陳允中認為生活所需與語言策略息息相關，街坊對不同語言或廣東話的包容，在於團結就是力量，以便爭取各種共同利益。基層每逢有溝通的困難，都會努力學習用對方慣用的語言，或互相幫忙翻譯，務求避免因語言差異而「礙事」。另一項重要的結論也依據着同一思考：即語言政治與社會關係。他認為香港人反新移民情緒及本土意識的提高，其實在乎香港人自身與中國「鄉下」的聯繫。關係的疏離，會視帶鄉音的廣東話為「不標準」，忘了它原來的多元化與包容性，成為了製造差異的身份政治。
文化學者陳錦榮（John Erni）亦指出所謂「香港身份」或「香港廣東性」的探討，依然是忽略了對族裔及種族差異在本土的身份政治及角色上的關注。他以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Simmel）的理論，說明「陌生者」產生之社會功能。「陌生者」的想像經過正面到負面的階段，由對「內在者」有利的位置到負面的陌生性，包括二十世紀說的「外地勞工」或「非法移民」。陳錦榮明言應該關注南亞少數族裔「如何被規範、被構成、被次級化，以及被隱形於以香港廣東性主導的固有論述之中」。
陳錦榮提到香港的粵語人口，在以排斥的態度對待陌生人以致內地人時，所標榜的依然是所謂「錯誤」的廣東口音。言下之意，討論香港廣東性或「香港本體性」的同時，應自覺到過度的自我識別，會如何模糊及隱沒了香港的種族組成及差異。陳說本地學術界對種族與種族主義之間的張力，探討嚴重不足，還不時在舊文化理論的沿用下（如「混雜」理論、「眾聲喧嘩」等），提出陌生者的政治理論。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