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態度不端正，我一定不去劍橋了！」這是我當年參加英國劍橋大學入學面試後，告訴家人的第一句話。
我報讀了七間美國頂級學府，英國方面則只對劍橋感興趣。劍橋大學有800年歷史，出產過許多偉人，在二戰前的世界科學中心地位值得欽敬。但劍橋面試官給我的印象，是他們高高在上，要我求他們取錄。不少經歷過劍橋面試的朋友也有同樣的反感。
有意升讀外國大學的同學，一個首要考慮的問題就是去哪個國家。不同國家的教育理念和風氣，跟它們的歷史文化有很大關係。
英國是君主立憲制國家，英王原來擁有至高無上的神聖權力，人民本身沒有權力。1215年英王簽訂《大憲章》（Magna Carta），把君主的部分權力授予貴族，並保障平民的一些權利。17世紀英王與人民權力之爭引發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催生1689年的《權利法案》，王室才進一步放權於民。
時至今日，英國政府、國會、法庭，理論上仍是由英王設立來保護其子民，君主名義上仍享有批准法律、解散國會、宣戰等王家特權。在刑事法律中檢控一名被告 X 時，英國將案件稱為「國王訴 X」（而非美國的「人民訴 X」），這點亦體現了「主權在君」的原則。
英國傳統由上而下
明白了英國歷史上的階級觀念，劍橋面試官居高臨下的態度自也不難理解。後來劍橋大學取錄了我，我禮貌地告知我會入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校方居然說：「這一定是很艱難的決定。」
同時，英國大學的課程設有較大限制。有別於美國、香港等地大學多讓學生自由選修不同領域課程，英國大學只容許學生就讀其主修科目，且每人的課程基本上由校方編定，猶如中學一般。這跟大英帝國由上而下的傳統體制亦不無關聯。
奇妙的是，在17世紀英國這片君權神授的土地，誕生了一位高舉天賦人權的偉大思想家，他就是「古典自由主義之父」約翰・洛克（John Locke）。他的政治哲學從未真正在歐洲落地生根，卻在彼岸的新大陸開花結果。
在《政府論》中，洛克指出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人擁有自己的生命，可用自己的頭腦和身體自由行動，因而獲得自己的勞動成果，唯一的限制是不得侵犯其他人的同等權利。生命、自由、財產之權的思想傳到大洋彼岸，成為了美國《獨立宣言》高舉的三個「不可剝奪之權」（unalienable rights）：生命、自由，以及對幸福的追求。
美利堅最核心而獨特的立國理念，不是要彰顯多數人的意願，是要保障少數人的權利，而世界上最小的少數就是個人。個人權利並非由集體定奪。既然任何人都不得侵犯另一人的生命、自由、財產，那麼即使一億人加起來，也不會變得有權侵犯一個人的生命、自由、財產。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政府在建國後百多年都沒有徵收入息稅，而最低工資、工時規管等損害自由的法例，不論多麼民主地制訂，都屢次被聯邦最高法院裁定違憲而推翻。
歷史的轉捩點出現在1937年。小羅斯福總統為推行他的干預主義、福利主義新政，聲言要改組一直以憲法力挽狂瀾的最高法院，結果法院「轉軚」讓步，猶如開閘放洪，美國憲法對自由的保障自此元氣大傷。
美國教育崇尚個性
然而，美國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精神，仍長存於教育理念之中。美國大學讓學生廣泛選修不同領域的課程，首兩年後才選擇主修科目，每位學生都可按自己的興趣、能力、需要，為自己設計獨一無二的教育歷程。
在收生方面，美國大學不但看學業上的分數，更把每一位學生作為獨特的個體來對待。面試人員跟學生像朋友一樣傾談，分享學生的性格、生活、志趣和理想。記得耶魯大學的面試人員跟我說：「今天不是你請求我們取錄你，而是我們一起探討為什麼你應該選擇耶魯。」取錄信上根據我的個性，親手寫上學校怎樣適合我，更有專人致電詳談鼓勵，盡顯以學生為本的誠意。
美國的價值，就是個人的尊嚴。人不是體制的奴隸，而是自己的主人；不是虧欠世界的罪犯，而是創造成功的英雄。每個人都可用自己的天賦、努力甚至運氣，自由地追求夢想。正是這種精神，令我選擇在大學生涯來到這片機會之地。
（作者畢業於聖保羅男女中學，曾代表香港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及國際物理奧林匹克，現就讀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主修數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