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數周不在香港，偶爾才有互聯網，在手機上看到香港左派報紙批判陳文敏教授，非常心痛。筆者曾經在工作上與陳文敏有許多交往，凡是遇到法律上的問題，都會向他請教；對於他的工作風格與待人態度，頗為熟悉，是我欽佩的一位非常實在的學者。
批判陳文敏，有何內幕，不得而知。熟悉的讀者也許會覺察，本欄的評論從來不會依據任何內幕消息，也不會對內幕消息感到興趣；內幕消息對於政策評論，其實是一種毒藥。
假如筆者在中國內地生活與工作，一定不會寫這篇文章，因為周圍的朋友一定會同聲勸我：「在這風頭上，還是謹慎為妙；犯不着！」那是內地的政治文化，有它的歷史背景與現實意義，我們不生活在內地，無法真正理解。筆者自出道以來就研究中國教育，仍然愈來愈覺得中國這本書不容易讀；就像內地的朋友，會覺得香港這本書不容易讀一樣。輕易地用香港的思維去評判內地的狀況，往往會捉錯用神。
內地思維 評判香港？
同樣，輕易地用內地習慣的思維來評判香港的狀況，也會把事情的真相弄得混淆顛倒；而且會連環推理，自創邏輯，於是得出驚人的結論。領導要是不小心，說不定還會覺得「水平高，有覺悟」；也許不久就會有內地報道：香港輿論批判港大法律學院。
有幾點是關鍵的：
第一，有些評論，把港大的法律學院形容為專門搞政治的單位，是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什麼時候法律學院進行過政治活動？經常有機會接觸法律學院的同事，不論其國籍民族、學術背景，都在做着精采的、獨到的學術研究。因為出了佔中領袖，就認為法律學院的人都在搞政治，對於法律學院的學者很不公平，也是一種侮辱。
法律學院的學者大都在國際上負有盛名，很多是在國外慕名而至；即使是年輕的後進，也是經過嚴格的、全球性的遴選而獲聘的，把他們引以為榮的學術單位，形容為搞政治的根據地，有沒有想過這些誠懇的學者的感受？
第二，法律的學者，他們所做的學術工作，並不一定與政治有關，除非是研究憲法的（而憲法是該學院一個強項），而研究憲法又不但是研究政制；即使是研究政制，也會有不同的政治見解，像大家熟悉的陳弘毅，他與陳文敏的政見就不完全一樣，但是在法律界，大家都尊重他們的意見，在他們自己也不會看成是敵對的關係。這是學術界的特點，也是優點：沒有辯論，就沒有知識的進步。
在出現佔中之後，整個港大的學者，平時沒有特定政治立場的，也被迫要捲入政治討論；法律學院的學者，並無不同，不同的也許是對於「公民抗命」，不同的法律學者會有不同的闡釋，但也不會構成撕裂，因為辯論是學術的常態，更何況是講究辯論的法律專業。把法律學院說成是搞政治的地方，不知從何說起？
第三，大學的學者，各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也是常態。他們在學術工作上，並不一定需要政治表態。大學的招聘、晉升，從來沒有政治的審查，學者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觀點而共同專心自己的研究與教學；從來如此，全球如此，不然就不叫大學。其基本原理，是因為學術研究就是講究探索、實驗、辯論，不會事事講究「正確」。學者們不必擔心學術以外的風險，這是學術自由的根本。
大學學者 政治審查？
即使在內地的大學，此時此刻，在校內的討論還是非常自由的。在香港，則因為沒有意識形態的「正確性」設定，即使在公眾場合表達政治意見，或者參加政治活動，都不會引起領導的關注與干預，因為那不是領導的職分，學院的院長沒有「政治把關」的責任；而學者也不會把學術工作看作是政治任務，向學生宣揚自己的政治見解。港大法律學院出了佔中首領，就說成是學院領導的責任，那是匪夷所思的。
第四，同理，評鑑大學學院的院長，看的是他在學術上是否能夠為同事開闢新的領域，吸引新的資源，保護和扶持後進的同事，維護學術的誠信與尊嚴，讓學院在學術上不斷更加卓越，等等。從來不會看他的政治立場與政治生活。就陳文敏來說，他的業績，法律學院的同事有目共睹；他的民主派背景，完全不會進入他的領導業務。
第五，他有鮮明的民主主張，但又具有非常務實的見解。在佔中出現之前，在政改討論緊張的時刻，他的有關中央政府否決權的提法，其實是頗為溫和而又可以實施的方案；從外界看來，與陳弘毅提出的一些方案一樣，本質上都是在尋找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何罪之有？為什麼就單單因為他對於政改有不同意見，就要把他推到受打擊的一方？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陳文敏對於中國借鑑境外的經驗，可以說是費煞苦心。由於改革開放的需要，長期以來，就在陳文敏的倡導之下，法律學院為內地的法律界提供了大量普通法的經驗與培訓。內地的法官、法律部門的人員，不少都經歷過法律學院的普通法課程。
筆者數次與陳文敏參與內地的活動，很多法律界的領導、前輩都對陳文敏非常敬重；遇到過許多法律學院的內地校友，都很慶幸做過陳文敏的學生。多次聽過陳文敏談到他對於內地法律發展的心意，對於國家的發展，他的心很熱，他是誠心誠意以自己的專長，貢獻給國家的發展。難道說他不愛國？難道因為他對於香港的政制有自己的看法，就把他推到敵對的一面？
政治劃界 何謂愛國？
非常落力批判港大法律學院的媒體，有一套只有他們自己才通得過的邏輯推理：佔中是外國勢力圍堵中國的一着，戴耀廷是敵人；而陳文敏既然屬於泛民陣營、屬於反對派，必然是在背後支撐戴耀廷；從而可以斷定，法律學院已經成為反對派的基地；因此 RAE 的結果，剛好方便地可以作為法律學院不務正業的佐證；罪魁禍首，就是當院長的陳文敏；而假如他當了副校長，港大就變成民主派當權；說不定是英國人校長的陰謀一着。
有沒有想過，在中國國土上難得出現的、經過歷史考驗、蜚聲國際的法律學術機構，現在為了一時的政治需要，靠簡單的推理，帶着純粹的政治眼鏡，不顧事實，也不顧香港的現實社會和文化，就要把她抹黑？單靠幾篇評論和文章，一位受尊敬的學者就會變成敵對的人物？難道期望陳文敏因此就改變立場？難道期望香港人也群起而攻之？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